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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个缺少男性的周家，女性开始登上舞台，祖母当家，实则行使的是父权。为了延续香火，才有了那段父母之命的婚姻，才有了十八岁的周启明夜晚翻墙出逃，才有了新婚之夜遗留腹中的女儿。参加革命后的周启明追随新思想新时代，依据新律法与旧婚姻作了切割，组成新家庭的子女中便有了叙事者的“我”。而在祖母主持下的家乡老宅，穗子连同“三寸金莲”和女儿拴妮子留守周家，凭着一丝血缘关系，凭着那名存实亡的祖制家规，凭着业已消亡的信念，渴望着没用的东西，坚守在那已没有男性的残缺家庭。应当承认，这是一个常见的家庭悲剧，但由于其紧扣时代变革的历史语境，从而为虚构提供了坚实的基石和支撑点。就像希利斯·米勒所说的：“在我看来，这意味着，一部自称是小说的小说，不是化为一片云烟就是堕入深不可测的深渊，就像一个人丧失了自己的立足点、自己的基础和自己确认的地位。‘最严肃的讲故事的人’的实质在于，他必须有‘某个地方’，也就是有一个假定的历史真实性来作为背景或场景，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之下，作为叙事基础的各种换喻都能转换；也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下，才能使特定叙事的故事具有连续性，才能使人们对叙事所讲的故事的阐释具有完整性。”这是米勒针对亨利·詹姆斯一段言论的解释，他坚持说：“恰恰因为小说不是历史，所以它必须小心谨慎地保持它虚构的本质。尽管奥兰治的威廉和阿拉瓦公爵确有其人，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并不真实，但小说家必须坚持虚构，只有这样他的人物才具有真实性，否则他就‘一事无成’。”

邵丽的小说擅长家庭婚姻的叙事伦理，最近以来更强调代际之间的情感纠葛及个人的教育成长的反省，注重语境的时代特色和历史影响。《金枝》往上走甚至延伸至祖孙四代，无论是新旧冲突、时代变迁、伦理纠葛和历史机缘上，也无论是言说和空白的层面上都留有了足够丰富的想象空间。许多地方如果脱离历史的语境都是难以阐释的，无论是穗子的婚嫁信念，还是周启明和其祖父离家出走；无论是周启明父亲的离奇“失踪”，还是那不管家事、一心信佛的母亲。他们都是时代的产物，不是存活于明处就是隐匿于深处。一方面，在昔日的背后隐藏着某种结构化的东西，它抗拒着我们；另一方面，一种结构化的东西隐藏在我们自己的成见或者现实意愿里，并决定我们最初对他们投去的好奇目光。

女性叙事，尤其是以父亲为名所开启的几代母亲形象都是《金枝》得以立足的基石。无论是满含深情与怨恨，在修辞上掌控着叙事进程的“我”，还是“我”的母亲，父亲的母亲和祖母；抑或是另一个母亲穗子以及穗子的女儿等，她们为人子女都是金枝玉叶，为人父母却又承担养育下一代的职责，所谓一种天然的道德承诺。从这个意义上说，代际关系与生命传承无疑是《金枝》的时间线索。为了找出生命的意义，尼采提出了来世轮回的存在主义神话，人生便是你目前所过或往昔所过的生活，将来会不断重演，绝无任何新鲜之处。然而，每一样痛苦、欢乐、念头、叹息以及生活中许多大大小小无法言传的事情皆会再度出现，而所有结局也都一样——同样的日夜、枯树和蜘蛛，同样的这个时刻以及我，那存在的永恒之沙漏将不断反复转动，而你在沙漏的眼中不过是一粒灰尘罢了。

人终有一死，代际传承更是与死亡休戚与共、密不可分。这也是为什么“我”的祖母和父亲回归故里下葬是那么重要的缘故。周启明的祖母是旧家族的守护人，也是这场旧式婚姻的监护人。“孙子离了婚，像要了祖母的命。她守了一辈子活寡，又亲手把穗子娶回来陪她守活寡，自己心里无论如何都过不去这个坎儿……从此，祖母晨昏颠倒，茶饭不思，很快就油尽灯枯。”命运成就的总是囚禁和远去的意象，在来世和今生之间充斥着紧张的气氛，就像在不息的历史传统和不确定的未来之间的喘息。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和角色轮替，是一个暧昧的地方，一种来回的摆动，一头通往无奈的屈从，另一头则通往持续不断的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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