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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我注意到，《金枝》中的某些细节，在作者的其他文本中也有重复出现，比如，讲到从不管家务事的父亲，“父亲的自行车，我母亲骑不了，只好推着去粮店买面粉。她只有一米六多点的身高，一袋五十斤重的面粉怎么放到车架子上都是个事。她推着车子摇摇晃晃地走在路上，我父亲迎面走来，夹着公文包，若无其事地过去了。其实，再走不远就到了家门口，他可以回身帮她一把。他不是不帮，是完全没有帮她的意识”；又比如，五岁多点的“我”，在父亲办公室用蘸水笔在报纸上涂鸦差点连累父亲，结果夜晚睡梦中招来父亲一顿暴揍，从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的掌上明珠便失去宠爱，“我”的幸福生活戛然而止，加上幼年时期不断“运动”，父亲挨批，使得小时候的我特别害怕别人家的小孩知道自己父母的名字，经常生活在恐惧与屈辱之中，“我们甚至以父亲的名字为耻”，以致“很长一个时期，我做梦都会吓得惊叫起来，我一次次被丢在荒无人烟之处，找不到回家的路。对我而言，那是一个极不安定的童年，严重缺乏安全感”。

童年时期的创伤性记忆是无法抹去的，它不断地重复出现以至暗含着隐喻和转喻，成就是意象和象征。就像小说中所明示的，“儿时的恐惧和无助影响一个孩子的一生，甚至改变孩子的性格”；轮到“我的女儿上学以后，我最忧心的事情就是校园暴力，害怕她在学校会被别的孩子欺负，甚至受人威胁”。《金枝》夹忆夹叙夹分析的叙事很有特色，它既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又给人以冷峻的距离感，避免落入第一人称叙事过于主观的陷阱。

按照拉康所揭示的拓扑学原理，真相就附着在事物之上。在事物与真实之间，或者在“实际”与“真际”之间，只有一层薄薄的纸，因为一旦捅开，真相的恐怖就显现了：人们一直在寻觅的东西，只是人们早就知道的东西，或者说，人们总是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就此而言，真相是个纸枷锁，一个可及不可触的纸枷锁。纸枷锁是不能撕碎的，撕碎它就是撕碎人们自欺的面纱，就是否认他们的实际和毁灭他们的生活意义。实际上心生恐惧夜有噩梦，心存孤独而依赖纸枷锁的状况人皆有之。小说中周氏家族中也并非作为女儿的“我”一个人所有。

弗洛伊德发现了人性中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破坏的本能，不光是对外部的破坏，而且还有对自身的破坏。当然，这种破坏并不是一般意义的罪行，而是对文明的苛刻要求做出的反应。文学有时会记录自我的破坏性行为，即在自身的毁灭中发现自我的确定。“晚期弗洛伊德最主要的关切点是文化如何约束侵犯性，一个最值得注意的方法，是通过内化，把攻击情绪导回心灵之中，回到它们的起源之处。这个行动，或一连串的行动是弗洛伊德称为‘文化超我’的基础。起初，孩童害怕权威，并且只会在他们估算到会被父亲施以什么样的处罚的情况下才乖乖表现。一旦当他们把大人行为标准化之后，外在的权威变得不再需要，儿童自身的超我会让他们的行为保持规矩。爱与恨之间的挣扎，是超我的基础，如同它们在文明中的作用，个体的心理发展常常会复制社会的历史。这是非常矛盾的状况，被宽大对待的小孩往往成就严酷的超我，一个可以从想象的侵犯就得到罪恶感，并且不亚于实际表现出来的侵犯后果。不论这些侵犯的起源是什么，罪恶感，尤其是潜意识的变化，即是一种焦虑的类型。更有甚者，弗洛伊德再一次为他说过的一个论调辩护，这个论调认为并非所有的经验都是来自外面的世界。内在的禀赋，包括种亲的遗传，都在伊底帕斯情结作乱过程中占有特殊地位。这个过程在于建立内在的警察制度，借以规范这个个体以及他的文化表现出什么样子。因此，他在文化分析里引入焦虑，如同在个体中引入超我。他说明，攻击的作用如同爱的作用，再一次反映心灵在成长过程中，内在天性以及环境对心灵共同的作用。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憾》中，把他的思想轴线交织在一起，这本书由此可以看作一部集其一生思想大成的著作。”需要说明的是，《金枝》虽写的是父亲，但其塑造一系列不同时代女性的心路历程也是有目共睹的。我在这里重点讨论晚年弗洛伊德的见解，无意依附弗洛伊德关于两性心理的观点：“阉割焦虑”和“伊底帕斯情结”都已招致其他心理学家和女性主义者的质疑、抵制和不满；而“黑暗大陆”和“神秘夏娃”之类也大有附会历史上惯用的陈词滥调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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