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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1节（第3页）

第五师师长叶琪。

鄂军第一师师长夏斗寅。

教导团团长周荣充。

炮兵团团长王锡焘。

第八军合共兵力步兵22个团，炮兵一个团。

北伐军出师时，后方之巩固布置分为七个警备区，直隶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其配置情形如下：

潮梅警备司令由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兼，驻军汕头。

广属警备司令由第二十师师长钱大钧兼，驻军广州。

惠属警备司令由第十八师师长胡谦兼，驻军惠州。

韶属警备司令由第二军教导师师长陈嘉祐兼，驻军韶关。

肇属警备司令由第十三师师长徐景唐兼，驻军肇庆。

钦廉警备司令由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兼，驻军北海。

琼崖警备司令由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团长许志锐兼，驻军琼州海口。

中国国民党为出师北伐宣言，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之困苦，至今日而极矣！以言农人，则血汗所获，尽供兵匪之掠夺，预征特捐，有加无已，终年辛苦，不得一饱，鬻田卖牛，浸成失业，此犹侥幸者也。至如直、鲁、豫、京兆等省区之农民，则兵匪所过，村里为墟，老弱死于沟壑，壮者多被俘掳，男为牛马，女被奸淫，其或能逃出虎口，幸保余生，亦不过惶惶如丧家之狗，不操下贱之业，即作他乡之鬼而已。以言工人，则终日劳作，所获仅能苟延生命，既无余资，又鲜保障，平时日日有失工之虞，灾患一至，不免沦于流氓之列，此时欲商无资，欲耕无地，不降为苦力，以逐渐消耗其生命，则直成饿莩而已矣。以言商民，则外被洋商售卖洋货、贩运土货之压迫，内受大小军阀土匪苛捐重税及明抢暗索之剥削，鲜能获什一之利，而频蒙亏本之灾，驯至小资生意，不堪损失，倾家荡产，比比皆是。以言知识界，则教者恒以薪金久欠，徒忧哺啜而不能传其智能；学者每以匪患兵灾，断绝资斧，而无以进其学业，加以百业凋敝，虽属聪明才智之士，难免彷徨失业之忧；至于直、鲁、豫各省年年烽火，学校关闭，小学教员沦为苦力，青年学生，多成饿莩，更无论矣。其他如各省军阀部下之军人，则多数本系农人、工人为求生计而投军者，然而投军之后，不但生计仍无托，且其野心军阀，驱而置诸死地，大好热血，不用以靖国难，救人民，乃徒以受军阀豢养之故，反用以屠杀人民，为军阀争功名求富贵，世间惨事，孰有过于此耶！至于经营工业之企业家，在从前固为社会上之富裕者，然至今日，则销场不佳，利益全无，工厂停闭，成本呆滞，即或勉强开工营业，而困于苛税勒捐无法支持，则不投降于军阀，而乞灵于洋商，不但事业已非我有，资本且丧失大半矣！总而言之，居今日之中国，除少数军阀官僚买办财阀之外，全国人民，入则有老弱待哺之忧，出则无立业谋生之地，行则逢掳身丧命之变，居则罹举家冻馁之祸，灾害深于水火，困苦甚于倒悬，凡此皆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卖国军阀之窃权所致也。帝国主义在经济上之侵略，其剥削之巨，岁辄万万，数十年来，未尝或息。迄今中国之人民膏血已尽，仅有皮骨，彼为债主，我为债户；彼不劳而坐获，我终日充牛马，彼为经济之主人，而操命令指挥之全权，我为经济之奴隶，而居被驱使之地位。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剥削中国之不足，更在政治上利用万恶之卖国军阀，造成笔难尽述之罪恶。帝国主义者，既使军阀窃取政权，又使军阀盗卖国家；既使军阀永演阋墙之争，令吾民受尽兵刀之苦，更使军阀压迫革命运动，欲吾民永无自决之日；既使军阀式的政治发生土匪，更使土匪变成军阀；军阀生生不已，人民困苦无穷，以军阀为刀俎，以吾民为鱼肉，如此则无怪乎中国农民不能安于乡，工人不能安于市，商民不能安于行旅，知识界不能安于校舍，军阀下之军人，恒辗转惨死于连年之内战，甚至经营工业之企业家，亦惴惴一日不能安其生也。帝国主义侵略之程度日益加深，军阀之暴虐日益加甚，则中国全国人民之困苦，自然日益加重。近者北方军阀混战经年，北京政府已不存在，我中国中部及北部人民，不但无好政府，而且亦无恶政府；不但无从减少既有之痛苦，亦且无法减轻新痛苦增加之速度；继此以往，指顾之间，不难使数千里土地，变为荒墟，数万万人民，化为虫沙，岂但经济的及政治的奴隶而已。本党丁此时机，熟察前因后果，深知中国人民困苦根本之原因，在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卖国军阀，深知目前中国之唯一需要，在建设统一政府。统一政府成立，则外足以抵抗帝国主义之恫吓压迫，内足以断绝军阀之祸国殃民；统一政府不成立，则外祸益烈，内乱益甚，则中国人民之困苦，亦将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中国人民将无噍类矣。本党从来主张用和平方法，建设统一政府，盖一则中华民国之政府应由中华人民自起而建设，一则以凋敝之民生不堪再经内乱之祸，故总理北上之时，即谆谆以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号召全国。孰知段贼于国民会议，阳诺而阴拒；而帝国主义者，复煽动军阀益肆凶焰，迄于今日不特本党召集国民会议以谋和平统一之主张，未能实现，而且卖国军阀吴佩孚得英帝国主义之助，死灰复燃，竟欲效袁世凯之故智，大举外债，用以摧残国民独立自由之运动。帝国主义者复饵以关税增收之利益，与以金钱军械之接济，直接帮助吴贼压迫中国国民革命，间接即所以谋永久掌握中国关税之权，而使中国经济生命，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吴贼又见国民革命之势力日益扩张，卖国借款之狡计势难得逞，乃一面更倾其全力，攻击国民革命根据地，既勾结匪徒，扰乱广东，又纠集党羽，侵入湘省，本党至此，忍无可忍，乃不能不出于出师之一途矣。本党敢郑重向全国民众宣言曰：中国人民一切之困苦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而过去数年间之经验，已证明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实为和平统一之障碍，为革命势力之仇敌，故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之势力不被推翻，则不但统一政府之建设永无希望，而中华民国唯一希望所系之革命根据地，且有被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联合进攻之虞。本党为实现中国人民唯一的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为巩固国民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铲除卖国军阀之势力。本党为民请命，为国除奸，成败利钝，在所不顾，任何牺牲，在所不惜。本党惟知遵守总理所昭示之方略，尽本党应尽天职，宗旨一定，死生以之。愿全国民众平日同情于本党之主义及政纲者，更移其平日同情之心，进而同情于本党之出师，赞助本党之出师，参加本党之作战，则军阀势力之推倒，将愈加迅速，统一政府之建设，将愈有保障，而国民革命之成功，亦愈将不远矣。

第243章唐生智投效革命

吴佩孚久攻南口不下，最后靠了奉军和直鲁联军的大力相助，才算解决了这个僵局。他在北方既不得意，在南方也走错了路，因为他既不和广东的革命势力合流，又逼迫唐生智投靠革命阵营。

湖南问题是当时南北之间的一个烫手的洋山芋，袁世凯和段祺瑞时代都在湖南问题上栽了跟斗，袁、段不能解决的问题，吴佩孚如今二次出山，本来就是强弩之末，当然更解决不了湖南问题。吴的谋士张其锽屡次劝吴说：“唐生智虽然不足惧，可是他如果投靠了广东，其力量就不可侮，因此纵然打下了长沙，打到了衡阳，可是湘省的局部问题将演为南北问题，这是不可不重视的。”吴则小视了湖南，他过去以衡阳撤兵而崛起，每次处理湖南问题都得心应手，这次再起也是起于湖南，他认为别人对付湖南有麻烦，可是他却迎刃而解，所以他对湘事自行其是。

15年4月25日他派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湖南总司令，贺耀祖为湖南省长。

5月2日叶开鑫军进攻长沙，唐军措手不及，由长沙退衡州，叶部分六路追击唐军。

叶开鑫、贺耀祖等都热切希望赵恒惕能遄程返湘，主持全省大政，因此在长沙攻下后，叶即电湘省耆绅转达吴佩孚，请勿下叶督湘、贺长湘的命令，同时通电迎赵讨唐。

5月8日叶开鑫入长沙，委王隆中为湘南招抚使，俾收编唐生智的军队。

湘军一、二、三师组成护湘军，推赵恒惕为总司令，贺耀祖为总指挥，赵未回湘前由叶开鑫代理总司令，贺耀祖亦以护湘军名义拥赵讨唐，其致赵电略谓战事扩大，非得钧座速归主持，不足以靖湘乱。

赵恒惕自赴上海后，湘省和各方均敦促赵出山，他坚决表示不愿回湘，孙传芳在南京曾热烈相邀，赵遂赴宁小住，孙也促赵回湘主持一切，且电吴说：恢复赵的湘督，于联省、联军、联防俱有裨益，乞一致敦促。

赵恒惕曾有电到广州给国民政府，主张所有客军都退出湘境。因为自唐生智退守衡州后，广东方面即决定出兵援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派戴岳、张赞化、李明扬各军兼程援湘，并令白崇禧、夏威率桂军入湘。

15年6月2日唐生智在衡州取消代理湖南省长的名义，正式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中路前敌总指挥。

湖南省局部之争促成了提早国民革命军北伐。

唐生智获得革命军助阵后声势为之大振，15年6月中旬反攻屡为得手。叶军反胜为败，退据湘乡、湘潭。叶开鑫拟赴前线督师，吴佩孚电派宋大霈、王都庆、唐福山为援湘军三路总司令，彭汉章为湘黔边防督办，令彭助叶攻唐。怎知这时彭已向国民政府输诚，通电谓已率全体部属移驻黔东，请政府予以正式名义改编，听候调遣。

这时候吴尚在长辛店，不肯回师南向，他狃于过去湘鄂之役的胜利，低估了革命军力量，以为贵州有袁祖铭，江西有邓如琢，一旦革命军入湘，恰恰陷于左右两翼的包围中，同时也没有海军为江面上的掩护，使长沙和岳州都无法攻也无法守。所以他仍在做“四次征湘”的迷梦。吴佩孚对现状缺乏认识，过去湘军援鄂之役，对吴军没有作战的决心，又因和谈错过了一鼓直下武汉的机会，遂使吴军一举而败湘军。如今唐生智的湘军虽然有限，可是唐军之后尚有养精蓄锐的革命军，这支生力军是初生之犊，都抱有气吞斗牛，灭此朝食的勇气。过去吴的部队是基本部队，同时，北方完全是直系的天下，后路源源接应，而这次吴手下只是些杂牌军队，既不能打，又不愿打，今昔异势，吴竟茫然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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