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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第1页）

“英国人在我们家里过了圣诞，那也是我在巴黎的最后一个圣诞节。加洛韦是个，”克莱芒停下来挑选形容词，“是个令人愉快的人，如果回到战争爆发前的尼斯，他会是那种人人都喜欢的旅伴。但是在1940年冬天，我们不敢让他出门，把他锁在公寓里一个多月，看着他像棵见不到阳光的树一样变得灰暗。他很谨慎，始终没有说他是怎么到巴黎来，谁在哪里向他开枪，更没有说是谁用什么方式帮他联系上马赛尔。不过晚间电台连续嚷嚷了一个星期，说一架英国侦察机在加来郊外被击落，两个飞行员都跳伞了，一个被捕，另一个仍然在逃，民众不得协助或窝藏逃犯，否则会以叛国罪起诉。”

“为了不让南特耶太太发现我们的客人，马赛尔不得不解雇了她。我不认为她会泄漏秘密，但马赛尔觉得最安全的做法是不相信任何人。我和他再也没有到森林去散步，一是因为天气变得更冷，二是不多的马铃薯现在要分成三份，每个人都很饿。吕卡时不时给我们塞一点病人送的茶叶和饼干，但帮不上很大的忙。”

“吕卡的旅行许可比我们更早批下来，出乎意料，我还以为在外省有亲属是个更好的理由。警察局把我和马赛尔召去一次，把我们分别关在两个小房间里，盘问了四十多分钟，主要是问关于爸爸的事，反复和我确认我最后一次见到爸爸的时间，问我有没有收到任何可疑的信件，威胁说如果不交出那些不存在的信，我就会被丢进桑泰监狱[*2]。我重复了四五次，我最后见到爸爸是投降前，在图尔，之后再也没有消息，他也没有回到我们在欧特耶的公寓，都是真话。我们被放走了，一个星期之后，许可证办下来了，只允许我们去图尔。这没关系，图尔已经在自由区边缘，躲关卡和检查站的路径和方法都变多了，就算直奔比利牛斯山也不是不可能。”

“11月11日的抗议之前，假文件只要一两个星期就能做好，抗议之后被捕的人太多，而且好几台油印机被收缴了，时间就拖长了。新年之后才有电话打来，找一位‘奥利维亚小姐’，马赛尔回答‘号码错了’，挂上电话，去了托比亚克。‘奥利维亚小姐’是文件准备好的暗号，马赛尔回来的时候拿着一份报纸，内页夹着一份旅行许可，贴着英国飞行员的照片，名字是‘塞巴斯蒂安·杜博瓦’，35岁，家住伊夫里，准予前往非占领区。”

“加洛韦先生的法语很好，但那是学校教的法语，度假能用，经不住检查站盘问，更糟糕的是他对伊夫里一无所知。我们写了一份笔记，逼他背下来，每天晚餐后花一个小时盘问他，就像准备中学会考。吕卡很享受教英国人说脏话，作为答谢，加洛韦先生为我们解说英语里色彩缤纷的诅咒和，呃，代称。”

“代称。”邓肯重复道，冲烟丝皱起眉，他已经快要卷好这支烟了。

“器官和其他东西。”克莱芒飞快地说，“总之，到出发的时候，加洛韦先生已经能像个久经考验的蔬果小贩一样叫骂了，也记住了伊夫里门附近大部分街道的名字。我们在火车站过了第一个关卡，法国警察检查身份证件，德国士兵查看我们的旅行许可，德国人让我摘下帽子，问我为什么去图尔，图尔的下一站是哪里，然后又让我报出妈妈家的地址。我是唯一一个被拦下来问问题的，等我找到我们的车厢，加洛韦已经在抽烟了。”

吕卡带了扑克牌，马赛尔摆了摆手，表示没有兴趣，于是吕卡转而邀请英国人一起玩。马赛尔盯着过道，偶尔瞥一眼吕卡的牌面。克莱芒倚在窗边，看着灰蒙蒙的月台。汽笛鸣响，车门关上了，克莱芒的目光和站在外面的一个士兵对上了，他吞咽了一下，很确定对方马上就能看穿他们的小诡计，大喊大叫，截停火车，上来逮捕英国飞行员，但那个德国人移开目光，调整了一下步枪肩带，点了一支烟，和旁边的士兵说笑起来。车厢震动了一下，缓缓开始移动，滑出火车站，驶进巴黎南部乏味的郊区。

——

克莱芒出发前一天发了电报，所以妈妈在图尔火车站等他们，穿着她最喜欢的深蓝色大衣。马赛尔首先跳下火车，把母亲拉到一边，在她耳边说着什么，显然是在解释为什么会有一个额外的客人。他们回来的时候，妈妈的脸色有些发白，一只手紧抓着围巾，不过当加洛韦先生握住她的手，说“你好，太太”的时候，她仍然设法露出微笑，挤出一句“你好，先生，欢迎来到图尔”。

外祖母的房子里仍然住着德国军人，已经换了一批，来自弗莱堡的通讯兵一个月前被调走了，没有说去哪里，妈妈也不关心。现在住在家里的士兵更加年轻，看上去没什么经验，态度比上一批更粗暴，没有一个人会说法语。

“你们不能住在家里，旧谷仓也有人了。”妈妈说，快步走在乡村小路上。两旁的树只剩下枯枝，远远就能看到教堂的钟塔，一条瘦弱砖石棍子，竖在棕黄田野尽头。“我去和尚布里先生谈谈，给你们订两个房间。”

“他的旅馆不是被征用了吗？”

“大多数军官都走了，到巴黎去了，只剩下一个上尉还在这里办公。”

“我们不会在这里待很久，如果不是担心旅行许可出问题，本来可以直接去维希。一晚就足够了，最多两晚，我相信我们能借到神父的车。”

“你准备怎么解释那位，那位，”她回头看了加洛韦一眼，飞行员冲她微笑，她回了一个僵硬的笑容，转向马赛尔，“我应该怎么跟尚布里先生说？”

“就说他是一个，呃，朋友。爸爸的朋友。”

“那不是更危险了吗？”克莱芒指出，“想想警察总署是怎么盘问我们的。”

“就说他是个医生，”吕卡插嘴，“受邀到外省来帮可怜的老太太治疗白内障的，可怜但是有钱的老太太，注意加上这一点，否则请不动巴黎的医生。要是真的有人闲得发慌问起治疗方案，就让他们来找我。”

于是旅馆登记薄上就是这么写的，S.杜博瓦医生，后面跟着一个伊夫里的地址。吕卡也签了登记薄，写得那么潦草，根本看不出来他有没有留真实姓名。克莱芒接过铅笔的时候，尚布里先生按住他的手腕，拿走铅笔，说他和马赛尔没必要登记。

房间在顶楼，门对着门。马赛尔和英国人要了对着教堂的那一间，吕卡和克莱芒把行李搬进了能看到河的那一间。吕卡带的还是那个黄铜包角的皮箱，皮革光泽已经消失了，布满划痕，一个搭扣换过了，颜色和另外一个不一样。他随手把行李箱扔到床上，打开窗，冷风吹了进来，有一股煤烟的味道。克莱芒发起抖来，穿上了刚刚脱下的大衣。

“散步？”吕卡问，拉紧了围巾。

“现在？”

“现在。”

“我不想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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