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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山北麓一个群山环抱中的小小村落里，一间普通的民房外，两个荷枪实弹的红军战士在门外站岗。

室内，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沈泽民用派克钢笔在竖格纸上疾书：“在郭家河、潘家河战斗胜利后，到目前阶段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出现的局面，完全是由过去错误造成的，完全是由于自己的路线差错与实际工作中的拙劣，才使根据地和红军逐渐削弱到如此情形，但我们并不认为革命没有出路。”

写到这里，他突然剧烈地咳嗽了两声，继而吐了一口血。他掏出手帕稍微擦了一下嘴唇，然后把手帕随手放在案头，又继续写道：“今后工作，如转变到真正面向群众，团结群众，敌人再狠些，‘坚壁清野’计划亦包围不住我们。”他再次拿起手帕擦了擦嘴角的血，继续埋头疾书，钢笔尖在纸上行走时发出轻微摩擦的声音：“只有依靠敌占区的群众的同情与援助，和这些区域内党与群众的秘密组织开展工作，红军和游击队才能够在敌人‘坚壁清野’的政策下，依然保持其积极活动。”

沈泽民突然感到今夜的自己状态很好，他抬头看向屋顶，略作思考，继续落笔：“以往我们偏于军事观点，忽于群众工作和秘密工作，今后当重新做起……”

在这份万言报告的最后，沈泽民还提出了今后的对敌方针，主要是转变过去的军事斗争方针，采取游击战的方式来钳制敌人，消灭敌人，以恢复和巩固根据地。主力红军要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深入敌人占领区去活动，在敌人后方袭扰与打击敌人，求得物资上的补充。同时，宣传与组织群众，建立秘密工作点，以利于开展白区工作。沈泽民在报告最后写道：“党组织、苏维埃政府、红军及游击队，要用一定的力量去发展这种武装斗争形式。”

当沈泽民圈上最后一个句号时，鸡已经叫了三遍。他对于自己所写的这份报告非常满意，一时难掩心中的激动，艰难地站了起来，手扶墙壁，步履蹒跚地穿过厅堂，撩开对面屋子的布门帘，挪到成仿吾的床前，轻轻俯身拍打了两下熟睡中的成仿吾。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对革命无限忠诚，视工作如生命。

成仿吾翻身坐起，他是鄂豫皖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他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吃惊地看着沈泽民，疑惑地问：“您一夜没睡？”

沈泽民苦笑了一下，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跟成仿吾打趣，那声音此时已细若游丝：“没有时间了……我要好好珍惜。报告……我写完了，我快不行了。你赶快，收拾一下，过来我有话交代。”说完，他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势一屁股瘫坐到了成仿吾的床上，他感觉身上实在是没有一点儿力气了。

成仿吾不敢怠慢，三下五除二就穿好衣服，起身扶着，其实不是扶，几乎是半扶半搬地将沈泽民弄回到他自己的床上。有那么一刻，成仿吾感觉沈泽民是那样的轻。

沈泽民靠在床头，伸手指了指搁在桌子上已经封好口的信封，用微弱的声音说：“你，马上，动身，一定要亲自，到中央，想办法，想办法，把报告……交给中央，交……到，王明，或者，恩来手里。”

成仿吾连忙说：“好的，我一会儿就动身。那您呢，我走了你怎么办?”

沈泽民努力抑制住咳嗽，摆了摆手，说：“不用管我，这是命令，现在……没有比你顺利完成任务……更重要的事了。不必多说了，我命令你马上出发，去上海！”说完后他已满眼泪水。

成仿吾只好庄重地点点头，说：“请您放心，我一定把报告带到中央，不辜负组织的信任。”

沈泽民在两个警卫人员的“搀扶”下，在门口依依不舍地把成仿吾扶上战马，然后一直目送着成仿吾远去。

就在送走成仿吾的当天晚上，沈泽民吐血不止，在老君山一个叫刘家湾的村子里病逝，时年三十一岁。沈泽民十七岁时就在家乡乌镇和他的胞兄沈雁冰，也就是后来的作家茅盾，以及表哥卢奉璋、曹辛汉等青年组织桐乡青年社，出版《新乡人》杂志，宣传新文学，倡导白话文。他在十九岁那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后来，受中央指派，到鄂豫皖创立边区。沈泽民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他是真正胸襟坦白、无私无畏的革命者。

沈泽民死后，为了保密，警卫排把他的遗体从刘家湾抬到一个叫枣林山的地方秘密安葬。

谁能相信，这位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鄂豫皖省委书记，因为当时特殊的条件，埋葬时只用了两块门板。直到三十年后的1963年4月15日，新县卡房公社在胡湾大队修建烈士陵园，他的遗骨才得以重新迁葬到了烈士陵园，墓碑上是董必武亲笔书写的“沈泽民同志之墓”几个大字。

深秋的大别山，一棵千年银杏树在一阵秋风中，抖落掉身上的千万片金黄的叶子，它们随风盘旋、飞舞，直至落地，然后再次被秋风卷起……这让我们想到了沈泽民家乡乌镇的“乌将军庙”和庙前的那棵巍然的大银杏树。据说，那树是一千多年前唐朝精忠报国的名将乌将军的化身。后人感其真诚而吟之为“风雨孤忠壮，须眉万古尊”，用这句诗来形容这位乌将军的老乡沈泽民再恰当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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