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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霜夜降，人事辗转，就连门庭前植下的一株枫树也会因季节换了妆容，改了颜色。我们继续打量谭嗣同的少年时代，不难发现，“在路上”是他成长的关键词。古人书剑飘零，游历四方。名士脱俗，圣人超凡，从来不是一蹴而就。他们必须越过河流、山岗、集镇、荒漠，最后才能抵达某个地方。那个地方，既是物理意义的处所，也是精神层面的支撑。谭嗣同也不例外。我们寻找他，又何尝不是在大地上寻找一条道路，直抵他的来处与去处。天空还在，明月还在，想象着，一个身着青灰色衣服的青年，背着琴剑书箱，满面风尘从时间深处走来。马的铁蹄声踏在驿道上，老远就能听得见。车行辚辚，日夜蜿蜒不停，渐行渐北。

光绪三年（1877），谭继洵由户部郎中外放甘肃巩秦阶道。所谓“巩秦阶道”即管辖巩昌、秦州、阶州三个州的道员。这是省以下，府、州以上的高级行政长官，谭继洵被授予二品官衔。京官外放，品级不低，自然是值得欢喜的事。

谭继洵在京为官十七年，还从来没有华服乘马，荣归故乡。此次外放，他离京陛见时特意提出“拟告假回籍修墓”，获得批准，给了他一年的假期。老马识途，半百已过的谭继洵亦识途，不过谭继洵是官，官威近虎。大人坐拥权位，变化如虎，虎威抖擞。古书称虎威是老虎骨头，如乙字，长三寸许，在肋两旁的皮下，尾端亦有之。取而佩之，临官而能威众，无官也能辟邪。为官不还乡，无异于锦衣夜行。谭继洵携全家离京返湘，嗣同随行，暂时结束北京的生活，回到家乡浏阳。这是谭嗣同第一次回到故乡，也是第一次远行。他们取道天津浮海经烟台至上海，坐船溯长江经江苏、安徽至湖北，又坐船溯长江泛洞庭，溯湘江至长沙，再坐马车至浏阳。他们到达浏阳时，已是冰封大地的深冬时节。

谭继洵在浏阳置办的田产主要由兄长谭继升代为打理，浏阳县城北门建造的这栋颇为宽敞的房屋便是谭继升帮助监造的。次子谭嗣襄自护送母亲徐五缘等家人的灵柩回浏阳安厝后，就居住在这里。谭嗣同第一次回浏阳，虽有丧母之痛淤积心底，但见到久别的仲兄，心情随之大好。

初次踏上乡土的谭嗣同，对眼前的一切并不感到陌生，好像生来就属于这里。山存厚德，水见灵性。山有一股执拗，水常常温柔婉约。母亲在世时，经常会向他们兄妹说起浏阳的风物。浏阳县城的周围，都是巍峨而幽邃的山岭，即使是冬天，密密匝匝的松林和高大的樟树在朔风冰雪中兀自挺立，不改苍翠的面目。溶溶的浏阳河，从县城的南面流过，在清冷的日光照射下，水面泛着凛冽的光泽。载着货物的船只像是有人在暗中拨弄，循序而行，往来不绝。岸滩上晒着一匹匹漂洗过的、用经线和纬线织出的夏布，让谭嗣同不由想起生前经常熬夜织布的母亲。母亲已经不在人世，没有母亲的故园，虽然美如画，但在他看来也有几分凄凉。

浏阳城的街道上，人们熙来攘往，虽比不得京城的繁华，但因靠近年关，总会比平日热闹许多。城东南的孔庙，是按照宫殿的规制建造的，碧瓦红墙，檐牙高啄，显得庄严而雅丽。这一切，都深深吸引着远方归来的游子谭嗣同。

光绪四年（1878）春节后，谭继洵敦请从北京回来的欧阳中鹄来家中教谭嗣同读书。此次回乡，谭继洵还有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要办，那便是将亡妻徐五缘的灵柩葬于南乡唐家铺对门石山下。世上事纷扰熙攘，死亡却十分冷清。让谭嗣同感到欣慰的，是父亲请欧阳中鹄给母亲徐五缘写了一篇墓志铭。在墓志铭中，欧阳中鹄称颂徐五缘：“夫人恭俭诚朴，居尝阃内肃然，家人皆秩秩有法，以是心常敬之，窃谓其有古贤女之风。”寥寥数笔间，一个律己、治家皆严格的妇人形象跃然纸上。或许是由于徐氏在谭继洵处得到的敬畏多于爱宠，这使她持家之时难以放下姿态，轻松上阵。

人的死亡，不只肉身消失，时间也在消失，就像徐氏，她从浏阳出发，再回到浏阳，属于她的时间也随之消失。魂兮归来，县境的许多乡绅和亲朋纷纷前来吊唁。在来宾中，谭嗣同认识了比他小两岁的唐才常，两人一见如故，促膝长谈，很快成为知心朋友。少年情谊最珍贵，有赤诚，有质朴，又多了几分新鲜。

唐才常央求父亲唐贤畴（时在县城设馆授徒），让他也拜欧阳中鹄为师。于是，谭嗣同和唐才常同窗共砚，他们在欧阳中鹄的教导下，度过一段美好的求学时光。唐才常与谭嗣同由此成为同窗至交，并称为“浏阳二杰”。谭嗣同后来在信中亲切称唐为“绂丞同门”。

谭嗣同在浏阳老家的恬适时光并没有维持多久，父亲又要前往甘肃赴任。起程的那一天，谭嗣同和唐才常这对小伙伴，互致慰勉之言。他们没有想到，短暂的交往时光会影响彼此的一生。谭继洵带着卢氏、谭嗣同和幕客仆役等从浏阳坐船出发，谭嗣襄随船送行。他们由水路至湖北襄阳登陆，雇车往陕西。彼时襄阳缺乏马车，好不容易才雇到一辆。但因行李沉重，车子行进缓慢。行了一阵，马累得停了下来。正彷徨无策时，谭嗣襄雇了一辆马车赶到。他将行李分载于二车，待到马车前驰后，才向父亲和弟弟等告别返回。谭继洵一行冒着酷暑赶路。他们来到陕州（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境内）后，遭遇了一场大灾难：陕西、河南一带发生严重的旱灾，赤地千里，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尸骸散落沟渠，造成了大瘟疫。谭继洵一行多人感染了疾疫，除有两个幕客和十多个仆役死亡外，谭继洵也病得很厉害。有一个叫刘云田的幕客，为了使谭继洵的病脱离险境，就到附近请医师诊治，有时他在夜里打着火把到十里外的地方去买药。他在路上踏着死尸，经常会被绊倒，火把熄灭，爬起来继续摸索前行。等到刘云田跌跌撞撞买药回来，两脚和膝部都受了伤，鲜血淋漓。由于医治及时，谭继洵的病逐渐痊愈。一行人在路上走走停停，从春天出发，一直到九月才抵达兰州，回抵秦州。

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若不是因为谭嗣同，还有谁能够有心去打捞一个晚清官员千里赴任的行迹。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固陇中一大都会”，位于甘肃南部，陕、甘、川、青四地交界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谭继洵抵达秦州上任时，新疆已基本平定。这场发端于同治六年（1867）左宗棠进军陕甘，到光绪三年（1877）刘锦棠收复新疆，平定西北的战争持续了整整十年。

在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平定甘肃、新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左宗棠为首、以刘锦棠为骨干的西北湘系集团。谭继洵到任后，由于乡谊和部属的关系，很快成为这一集团中的中上层成员，受到左宗棠以及陕西巡抚谭钟麟的信任和重用。谭继洵来此的主要任务是安定地方，妥善处理战后遗留问题，恢复遭到破坏的地方经济生活。

谭嗣同被父亲安顿在道署读书，他虽不情愿固守儒学，但难以获得自由身。他这一时期偏向于阅读方苞、刘大、姚鼐等桐城派的古文和李贺、温庭筠的诗，对于时文制艺，他仍觉得食之无味。所谓功名之学，他一直比较排斥。他与人谈论皓首穷经的儒生时，总是带有极大的蔑视口吻，斥之为“鄙儒”“腐儒”，而对自己不得不与之为伍而感到莫大的侮辱和悲哀。他恨不得弃文从军，化身为沙场战士。就像他在诗里写的“是知白璧不可为，使我奇气难英多。便欲从军弃文事，请缨转战肠堪拖。誓向沙场为鬼雄，庶展怀抱无蹉跎”。谭嗣同沉迷于自己的观念，似乎不太顾忌身边、在场、当下。

他的父亲谭继洵恐他因缺乏名师教导而荒废学业，便于光绪五年（1879）夏，命他回浏阳跟着地方学人涂启先学习。谭嗣同从秦州启程，回到浏阳时，已是西风萧瑟的秋天。仲兄谭嗣襄见弟弟回来，非常高兴，让他休息几日，便领着他到涂启先那里去读书。文生于道，道不离本。所谓文人之道，即生活本身，生活即文章。按照一些人的说法，热爱生活即犬儒主义者。那样的话，我所仰慕的李白、苏轼、张岱、李渔都要被拾进犬儒主义的箩筐里。好吧，让我们再重新认识一下涂启先，不然不足以认识谭嗣同。涂启先，字舜臣，出生在浏阳大围山。大围山地处荒僻，远离县城，与外界沟通不便，颇有些世外桃源的感觉。城里的人都耻笑大围山人孤陋寡闻，缺少见识，但涂启先却认为，大围山人民风淳朴，性格耿直，有唐魏遗风，所以在大围山兴建大围书院，自号大围山人，以示对世俗的蔑视。涂启先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谭嗣同的知识结构，因为欧阳中鹄、刘人熙等人给他讲授的只是儒家经典、八股文和一部分古文，而涂启先除了讲授这些以外，还将文字学、考据学，尤其是自己擅长的史学知识传授于他，令他在为学之路上又开了眼界。谭嗣同在《石菊影庐笔识·学篇》中之所以能对文字、训诂、史传写出一些相当精密的辨析文字，便是受了涂启先的影响。

待到光绪六年（1880）春，谭嗣襄要到秦州看望父亲。临行之日，十五岁的谭嗣同特意赋诗送别，他在诗中深情地吟道：

一曲阳关意外声，青枫浦口送兄行。

频将双泪溪边洒，流到长江载远征。

碧山深处小桥东，兄自西驰我未同。

羡煞洞庭连汉水，布帆斜挂落花风。

潇潇连夜雨声多，一曲骊驹唤奈何。

我愿将身化明月，照君车马度关河。

在这送别哥哥的阳关曲中，清风浦口的不舍和落花夜雨的相思都化为一轮明月。在那离别之夜，关河难度，冷雨如冻狠狠地砸在两个人的心头。二哥在鹧鸪啼鸣声中踏上遥远的征途，人间有话，说那鹧鸪的鸣声是“行不得也哥哥”。送别二哥归来，孤身穿行于春山烟雨中，谭嗣同不禁生出黯淡幽冷的感怀。不知二哥在经过灞桥时看到风中摇摆的垂柳，可会想起远在浏阳的弟弟。也难怪，谭嗣襄在读完弟弟的送别诗会泪洒衣襟。他既感动于兄弟情深，又担心弟弟用情伤身。他在诗后写道：“朗读一过，令我又喜又悲。盖喜其诗之妙，而悲其情之深也。”情深之人，往往也是容易情伤之人。即便天涯两隔，念兹在兹的还是化不开的浓情。

光绪六年（1880）秋冬之际，谭嗣襄从秦州回到浏阳。他见谭嗣同比春天分别时，已高大结实许多，昔日少年郎已长成一枚世间奇男子。谭嗣同生得说不上多么英俊，胜在眉目凌厉，骨相峥嵘，梁启超说他“面棱棱有秋肃之气”，倒是让人一见之下，不容易忘却。更让谭嗣襄欣喜的，是谭嗣同在学业上的长进，他写信将弟弟的情况告诉父亲。涂启先受谭继洵之邀，为其子嗣襄、嗣同授业，可谓恪尽职守。他带着自己的三子涂儒翩同来浏阳北城门门口谭府伴读，儒翩只比嗣同大一岁。有人寄来聘书请涂启先去主持书院并讲学，也被谢绝。第二年涂启先除了给谭嗣同讲授《周礼》《仪礼》外，还给他讲授《昭明文选》中的魏晋文。谭嗣同对于那些真实地反映社会动乱面貌和抒发作者慷慨抑郁的思想感情而又富有文采的文章，极为钟情，每每高声朗诵，铭记于心。谭嗣同后来回忆这段学习生活时曾有言：我昔日受读瓣姜（欧阳中鹄）、大围（涂启先）之门，受益多多，让我告别了童蒙无知之日。

陈寅恪先生曾说：“（古代士大夫）人品地位，实以仕宦婚姻二事为评定之标准……故婚仕之际，乃为士大夫一生成败得失所关也。”仅就谭嗣同所处年月，科举功名仍是决定社会地位升降的标尺之一。它不仅关系知识分子个人的前程，也维系着家族的荣辱。谭继升牺牲自我，将希望之光投射于其弟谭继洵身上，便是最好的说明。如今谭继升和谭继洵兄弟又驱使着自己的子弟投身场屋，征战科场，以博取功名。科考如樊笼，人如困兽，大多数终其一生脱不了困，可叹，亦可怜。

随着年岁渐长，谭家子弟也是各有造化。谭继升的两个儿子（嗣同堂兄）分别以县试第一、二名的成绩考取秀才。然而谭继洵的儿子表现却不尽如人意，谭嗣同的长兄谭嗣贻19岁时补县学生员，不幸早逝。而嗣同和嗣襄这两位谭氏家族最为聪颖的子弟，进阶之路走得异常艰难。

谭嗣襄六年间几度报考生员，只落得次次败兴。十七岁的谭嗣同在浏阳追随涂启先读书期间，于光绪七年（1881）曾赴长沙院试。报考生员，结果亦告失利。科举考试必须要学作八股文，谭嗣同虽不得不为之，但内心从来都是拒绝接受的。诚如钱穆所言：明、清两代考试内容，均重经义，而又以朱子一家言为准。既然择定了一家言，则是者是，非者非，既是人人能讲，录取标准又难定。于是于《四书》义中，演变出八股文。其实八股文犹如唐人之律诗。

回顾人类的精神史，每一种新生力量的成长，都少不了暗夜里的痛苦挣扎。每当谭嗣同与那些热衷于科举的儒生相处时，总是难以掩饰言语上的轻慢，他为自己不得不与之为伍而感到莫大的侮辱和悲哀。他说：“惟鄙儒小生，惰于殖学，易其速办而捷给，乃独好之。”在一个朝纲解纽的松懈时代，体制已有洪钟喑哑之势，读书人不敢作“狮子吼”，不敢作“大海潮音”，惜身惜命惜利。每日困守于功名之学，追求孤诣奥传的境界，夜晦无人，私挟八寸《论语》相授于人，传弟子数百人。学问如何且放一边，投身者自我感觉良好，雄视四民之首，大有与古今天下才士并立而行的做派。谭嗣同这种态度引起谭继洵的深切忧虑，他在日记中写道：“七儿好弄，观近作制艺文，不合式。”他不得不亲自督教。

在一个没有微信和微博传声的时代，谭嗣同的抵触情绪也只能化作嗓门粗豪者的呼声，就连刺破黄沙硬风的能量都达不到。他虽然内心有一万个排斥的理由，但在父亲的严词督促下，又怀揣着一万零一个理由重新回到书桌前。如果说，在此之前，谭嗣同与晚近社会的疏离，来自封建纲常的冲突，那么他对科举制度的不满和怀疑，就是这种疏离的又一种表现。谭嗣同的鲜明个性，也通过这种无力的抗争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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