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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二年（1896）正月，谭嗣同得知朝廷发出诏谕命李鸿章出使俄国，他自己也不需要充任参赞。俄国人以王之春“位望未隆”为借口，拒绝接待。他们力主亲俄的李鸿章参加庆典，意在从中国攫取更大的利益。与此同时，谭嗣同从《京报》和人们的传言中，了解到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所筹设的北京和上海强学会，受到朝中守旧派的攻击破坏而遭到取缔。

谭嗣同听到这些消息，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在此之前，他从已参加强学会的邹代钧、张伯纯（谭继洵的幕僚）、陈三立（陈宝箴之子）、张通典（湖南湘乡人）那里了解到强学会“名士太多，华而不实”，他们为此不满，有意在湖南另设分会。谭嗣同先前对强学会并无兴趣，可如今横遭取缔，反倒激起他奋然抗争的意志。他在给欧阳中鹄的信中说到此事仍愤然不平：“传耶稣教则保护之，传孔子教则封禁之，自虐其人以供外人鱼肉，中国人士何其驯也！”他借用耶稣会的名义成立“湖南强学会”，以突破清政府的禁令。他推举英国驻汉口领事贾礼士担任会首。贾礼士在文章中写道：“一些年轻的湖南人也乐意同外国人交往，并消除湖南的排外观念。一个旨在介绍西方科学知识的团体开始建立起来，它将指出儒家学说和基督教教义的一致性。若干外国人，包括我本人在内，被邀请作为该团体的会员，而且不必支付任何费用。”

谭嗣同在“不图西人丝毫之利，亦不授西人丝毫之权”的主张下，与贾礼士订立密约。他甚至打算在湖南强学会走上正轨以后，致函北京总会的负责人，建议他们仿照他的办法恢复活动。然而，事情很快出现了转机，清廷将强学会改为官书局。在这种情况下，所谓“耶稣会”已无成立之必要，谭嗣同才将筹办湖南强学会的计划放弃。

谭嗣同写信给陈三立，托其转告其父陈宝箴，他愿意回淮南干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差事。当时，邹代钧为张之洞聘请绘制湖北地图，已经完竣，他也应陈宝箴之邀，将返回湖南办理开矿事宜。他转述陈宝箴之意，邀谭嗣同一同前往。谭嗣同征求父亲的意见，谭继洵虽然没有拒绝，但让他陪伴侄儿谭传赞（谭嗣贻之子）到北京参加荫生考试（清代官员的儿子参加的考试，经过一次考试，就可以得到监生的资格），待考试过后，再决定行止。但是，到正月下旬，谭继洵突然严厉地训斥谭嗣同，并斥令他赶快到吏部办理浙江候补知府的手续。刘锦棠几年前就奏保谭嗣同为候补知府。

谭继洵显然对谭嗣同近年来的表现并不满意，尤其去年冬天以来，从湖南浏阳、长沙到湖北武昌，议论和诽谤谭嗣同的声音就从未消停过。虽然谭嗣同没有说，但根据他一年的活动轨迹大致可以推测：一是他要求“尽变西法”，并在《兴算学议》中指责朝廷的守旧体制和官僚；二是为了筹设湖南强学会，经常出入英国领事馆，并打着耶稣教的旗号。身为地方大员之子和朝廷候补官员的谭嗣同在这些事上，经过人为的渲染和捏造，自然成为预谋者的口实和依据。据说御史张仲（湖北江夏人）已备好究办严查的奏折。幸亏谭氏父子的老熟人李昌洵（曾在湖北主办开捐事务）在北京托人说转，才使谭嗣同躲过一劫。

谭继洵在得知此事后，已责备谭嗣同收敛言行，不料波澜又起。湖北有个大流氓李玉成，谎称自己是朝廷的高级武官，伪造证件，在各县进行诈骗。知县詹某不仅被骗去现银一千两，还被骗去银票一千两。但李玉成在凭银票取银时，因被发现有诈而没有得逞。此人竟然将银票交与一个比利时人转交德国驻汉口领事，“备文索讨”。官府明知李玉成勾结洋人进行诈骗，却不敢揭破，怕引发更大的纠纷。正陷入僵局之时，谭嗣同挺身而出，找到英国驻汉口领事贾礼士“从中排解”。于是，德国领事不再干预此事。谭嗣同又敦促官府对李玉成诈骗一案进行调查，揭出了一些官员“或买缺、或买厘差、或专营哨弁”的贪污舞弊案件。对此，湖广总督张之洞也不敢公然庇护，决定公开审理。对于向来谨慎且老于世故的谭继洵而言，自己的儿子这样做，既得罪了一些官员和其上司，又使他们误解自己，认为是他放任谭嗣同在湖北官场搅动是非。谭继洵正为此事烦恼不已，而其妾（除卢氏外，还有王氏、魏氏）又进谗言，说谭嗣同不离开湖北，终究会闯下大祸累及他。谭继洵这才大发雷霆，逼迫谭嗣同迅速离开湖北。

欧阳中鹄在接到谭嗣同的信后，曾在写给陈宝箴的信里，提及谭嗣同受“天伦之累，横被不白”，而陈宝箴也曾“悯之曰恭世子”，可谓知之甚深。“恭世子”是春秋时晋献公的太子申生。晋献公听信其“夫人”骊姬的谗言，将杀申生。重耳（申生的异母弟）劝申生表白或出奔，申生都不同意，最后自缢而亡。陈宝箴借用这一典故，说明谭嗣同因遭受庶母谗谤而不为父所喜爱。欧阳中鹄也认为陈宝箴将谭嗣同比作申生极为恰当。又说谭不能“孤行其志，乃不得已迫使以此赴引，其痛可知”。

谭嗣同不得不离开父亲的主政之地，他在启程前夕写给欧阳中鹄、唐才常的八首留别诗，沉郁困闷之情溢于言表。欧阳中鹄抚信良久，只觉得“其音酸楚”。一个人的身影不能投射于自己情志所系的那面墙上，却投射于自己不屑的墙面，如同一个词语受到两种修饰力量撕扯，冰炭相激；如同火光在自我的具形时刻受到明与暗的诱惑，形迹可疑。生在这样的家庭，谭嗣同不知是他的幸，还是他的不幸。欧阳中鹄也不无同情道：“嗣同虽生为公子，而危苦甚于齐民。天下伤心之人，遂有天下伤心之事。”

谭嗣同不善于“丧”，他固然痛苦，但他终究是要去赴一场时代的盛宴。

有道是“旋当北去，转复悲凉。然念天下可悲者大矣，此行何足论”，天下之大，他经受的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这么多年来，他必须习惯很多事情，其中一件，就是必须习惯这个家庭给予他的伤害。尽管如此，谭嗣同上路前还是“发一宏愿”：他要通过此次“北游”，实现他访学的目的。既能让他见到神交已久的品德高尚、学识广博之士，使他自己能够得到提升；又能接触许多“异人异事异物”，以扩大自己的眼界。

谭嗣同上路了，和他的侄儿传赞一道，他必须挺直腰板。或许，这是他对过去自己的一次叩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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