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和他的时代_3第1页完整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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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在左，空间在右，它们总是无法调和，沉默无声地消解着现实带来的种种困惑。谭嗣同知道，待自己离开京城之日，便正儿八经算是大清国的“体制中人”，很多事便由不得自己。生于仕宦之家，体制内的游戏规则，谭嗣同早就清楚。

或许是因为强学会的缘故，梁启超的寓所很快成为京城名气最大的地下沙龙组织，一些有抱负而又对现实不满的低级文官也加入进来。于是，沙龙聚会的规模越来越大，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这让他们在感到快乐的同时也心生忧虑。

四月二十三日（6月4日），谭嗣同以后进晚生的身份登门拜访了翁同。进京之前，父亲谭继洵特意写信介绍谭嗣同参拜军机大臣李鸿藻、大学士翁同。作为地方大员，谭继洵与这些京城要员素有往来，信也写得客套：“小儿嗣同以知府分至浙江，现来京验引，并挈小孙传赞就便考荫，特命晋谒。崇墀祗聆钧诲，伏望指示一切，俾有遵循。”

谭嗣同此次拜见，给翁同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之间谈话的具体内容，未见文字记载，无从考证。但翁同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谭嗣同）通洋务，高视阔步，世家子弟中杰出者也（戊戌政变为避祸，“杰出”后改为“桀骜”）。”历史学家汤志钧先生在《戊戌变法史》中写道：两人的谈话内容集中于“洋务”事宜，不仅仅限于学习西方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技术，其外延有所扩大，包括效仿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制度和做法。他们的此次谈话，可能对洋务的整个内容都有所涉及，并且表述了独到的见解，提出了某些建议。谭嗣同的宏阔视野，以及不同于世家弟子的忧患意识，深深地打动了翁同。尽管如此，翁同不会对谭嗣同所说的话表明自己的观点。国运如此，非一人之国，实在是制度之过也。唯有将此种制度连根拔去，种上新的制度种子，大清国才有希望。

翁同听得内心激荡不已，他知道，大清国好比一个重症病人，必须进行一场大手术，切除病灶。但手术对于病人来说，若是失败就会加速病人的死亡。大清国不是英法，也不是日本。他虽然倾向于改革，可环顾朝野，特别是那些满族大臣，对变法都不赞成甚至激烈反对。眼前这个长相英武，略带几分沉郁之气的年轻人，与印象中的世家子弟截然不同。在他们初次见面的谈话中，翁同采取守势，以听为主，他不会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向这位晚辈后生和盘托出。他可不愿因为公开支持谭嗣同而取怨于守旧派。翁同对谭嗣同虽有赏识之意，但脸上浮现的仍是老派官僚的沉稳，这显然让谭嗣同感到失望。

谭嗣同除了拜访翁同外，还接触了京城的一些官员。他们要么吃相难看，要么面目模糊，不仅不像翁同那样对变法虽有顾虑而尚抱有一定的同情，而是赤裸裸地反对，甚至仇视改革。他们只管今天，管不了明天，更管不了帝国内部的抽心一烂。他们两眼盯的是大大小小的职位，只等着那些在其位谋其政者早日出现差错，以便有机会取而代之。但是，谭嗣同发现清廷的下级官员和一些到北京谋求入仕的知识分子中却有不少人才。他在写给刘善涵的信里说：“京官在下位者，人材极多，游士中亦不乏人，三品以上，则诚无人矣。”

谭嗣同对于清廷将强学会改为官书局，曾因不了解其真实情况而说过“此近日一大喜事”的话，但他通过这次实际调查，发出“改名官书局，不过敷衍了事”的感慨。官书局不过是一张皮，完全失去了原来强学会的血肉灵魂。强学会虽然经翁同、李鸿藻等人争取，得以改名“官书局”而保存。但是在孙家鼐（工部尚书）兼任总理之后，这个圆滑的安徽寿州人采取了中庸之策，既不得罪守旧派，又能应付维新派，将“官书局”办成以藏存清朝皇帝诏谕、“钦定各书”、“各衙门现行规例”、“经史子集”的译刻、外国关于“律例、公法、商务、农务、制造、测算”等文献的机构，而将原来强学会刊行报纸和定期开会“讲求中外掌故”等推动变法的措施取消。同时他所依靠办事的人，除文廷式、杨锐等数人外，用吴樵的话说“皆以此局为升官发财之捷径，趋之若腥”。在谭嗣同抵京前，文廷式已被御史杨崇伊奏劾革职。官书局更是成为投机营私的场所，自然被弄得乌烟瘴气，使人有“非我族类，万万不便沾染”之感。

面对京城官场的乱象，谭嗣同就像是一个陷入困境的斗士，左冲右突，尤其来自内心的反复与碰撞，让他越来越清醒。身处繁华热闹的京城，谭嗣同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虽然此处有抵近前程的门槛，有早年的故交，有投契的新友，但最让他留恋的辰光，还是与梁启超、吴樵父子等人在一起。他在写给刘善涵的信里说：“时事较之未乱前，其苟且涂饰尤为加甚，岂复有一毫可望者哉？”

尽管如此，京师的开明士绅和维新人士并未气馁，他们自发地聚集起来，互相联络。在当时的条件下，有维新思想者人数少且分散，他们提出了“合群”的口号，以极大的热情召唤志同道合者。维新人士之间的结交、联系和转相介绍，成为他们的主要活动形式。梁启超致书汪康年：“我辈今日无一事可为，只有广联人才，创开风气。”他们在通信中经常会互相询问：“君近有所得否？江湖之间所见何人？”时间的烛火照亮了纷乱世道里的帝王将相，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们就像是剧本里早就安排好的角色，一阵锣鼓声过后，他们会在历史的重大关口闪亮登场。与大人物们相反的，则是处于光亮之外的康、梁，他们到处寻找机会，空有抱负却无处安放。有人说，他们太会投机，太懂得自我宣传，可他们不靠自己点亮烛火，摸索于幽暗的历史隧道里，谁又能看见他们？

这一年的夏天，梁启超在写给夏曾佑的信中讲到京师维新人士的社交圈。他说：“弟在此新交陈君次亮炽，此君由西学入，气魄绝伦，能任事，甚聪明，与之言，无不悬解，洵异才也。”他介绍吴嘉瑞（雁舟）和曾广钧（重伯），谓“雁舟学道之士，于内典持引颇熟，盖阿难多闻之流也，一时学子自无与其比者……以重伯之才，惜嗜欲太多，讲求太少，其言论有极深玄处，亦有极可笑处。”人与人之间的某种联系不过是命运之手的随意拨弄，有时候成就的是一段故事，有时候成就的是一份感动，而梁启超的叙述却是维新人士之间气氛之活跃与热烈的景象。

地理坐标记载了一个人的成长历程。对于生活过的每个地方，谭嗣同都有一种身份认同和记忆追索，不管是湖南浏阳、湖北武昌、甘肃的秦州和兰州，还是天子脚下，抑或是边境之地。在每个地方，他都会结交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与他们共同探讨思想学术，寻求维新变法之路。谭嗣同在与京师的维新人士相聚时间不久后，很快就各奔东西。梁启超先于三月中旬离京赴沪，与汪康年一同创办《时务报》；吴樵父子也相继离京，吴德潇将赴浙江上任，吴樵则应邀赴湖南；夏曾佑也赴密云教馆，不久改官出京。

谭嗣同无意做一个体制内的撞钟人，而他的所有的知，都要建立在“行”的基础上。知行两依，义无反顾，路还是要继续走下去的。他在吏部办好了以候补知府身份赴地方听候委用的手续，因浙江停止分发，改至江苏（其侄谭传赞也通过考试而取得荫生资格）。他在离京赴省之前，就往各朋友的寓所辞行。有人考证，谭嗣同离京前，还见了自己少年时的老朋友大刀王五（王正谊）。谭嗣同与大刀王五、通臂猿胡七等江湖游侠的关系，历来为世人所演义。他们是兄弟，是师徒，是不同世界的两种人。对于谭嗣同来说，他们相处的时候，或许是人生最惬意的时光。当满面风尘的王五出现在谭嗣同面前，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谭嗣同将自己心底的愿望和目前的处境，都一一相告。王五听后，劝谭嗣同随他到关外的平原和山林深处去，做一个真正的江湖客。王五说他打算大量购置骆驼、牛、羊和马，交给当地牧民养，并适当地从事耕种和打猎，邀请谭嗣同去经营管理。以后，谭嗣同可卖去这些饲养之物，用这笔款作结纳国内志士的经费。大刀王五希望谭嗣同能够像马援那样，以“大丈夫当马革裹尸”的决心投身于他所向往的变革维新事业。

大刀王五这个豪迈的江湖客，居然知道马援，谭嗣同不禁肃然以对。马援是东汉光武帝时期的名将，王莽朝时出仕为官。后追随光武帝，因讨伐羌族有功，被封为伏波将军。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不缺英雄，但英雄的结局往往太过于悲情。有人会将自己的历史观以英雄的立场为参照物，于是，那些与英雄唱反调的君王就成了昏君，与英雄唱反调的官员就成了奸臣。这个世界没有对不住英雄的地方，相反，谭嗣同始终认为这个世界厚待了英雄。历史铺陈了那么大一个舞台，就是为了成全他们的一世英名，这多让人羡慕。

王五这番话说得慷慨激昂，完全出于诚意。谭嗣同没有接受。或许是他觉得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变法图强刻不容缓，待到王五描绘的蓝图实现再去实施，就错过了时机。无论如何，谭嗣同从心里感激王五。人在碌碌世间，比进取功名更重要的是人的存在，而比人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人能够用心来体悟自己的存在。只有自己感觉到存在，活着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其实在很多时候，活着并不代表自我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活着却始终找不到自己。

这一年的夏天，谭嗣同离开京城，结束了为期五个月的北游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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