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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从野蛮的丛林走向文明的平原，最大的进步是学会了在劳作之余仰望星空，仰望让我们看见了天地神明，看见了人间英杰。更重要的是，仰望让我们的内心升起了图腾，建立了名誉。地上的圣贤既是仰望者，亦是被仰望的星辰。

时近五月，热风一日紧似一日，宦游两年，谭嗣同已渐生倦怠之感。

这一日，他站在南京寓所前的海棠树下发呆，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看见一只从未见过的昆虫，微小的身体表面覆盖着一层极其好看而又难以形容的色彩。它悠然地依附于树干上，鲜丽透明的身体与粗糙的树皮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他惊异于那世所罕见的美，那一瞬间，他仿佛能够听见那梦幻般的色彩下面，血液在微小的身体内流动的声音。

一阵清风拂过，再去寻它，已踪影全无，澄明的空气覆盖了一切记忆。他不知道，那个微小接近于无的生命体试图要向他展示什么。它不过是风的携带物，谈不上自己的命运。人有命运共同体，这世界万物也有相互连接、彼此呼应的命运，你不在意，你看不见，不代表它们就不存在。谭嗣同对大千世界充满了好奇与敬畏，他想找到让它们彼此联系的那根神秘金线。他不需要去解释它，更不需要像那些圣贤大儒，去揭开一切事物的谜底。

谭嗣同曾经也试图破解，可是每每总是被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抹去，让他遍寻不着，就像那只被风携来又卷走的昆虫。如果不是他亲眼所见，谁又能知道它来过这个世界。谭嗣同在他的文字中经常会流露出一个觉悟者的空虚之感，天地逆旅，光阴过客，到最后还是会如同山中草木一般慢慢枯萎腐朽。这段时日，谭嗣同继续过着读书写作的日子，并像一只警觉的豹子一般时刻观望着周围。

五月中旬（6月），谭嗣同将他在金陵刊刻的“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四种”即《廖天一阁文》《莽苍苍斋文》《远遗堂集外文》《石菊影庐笔识》，寄给好友唐才常。“廖天一阁”“莽苍苍斋”和“石菊影庐”都是谭嗣同给自己所居之阁或室取的名号，其中“莽苍苍斋”和“石菊影庐”名气较大。比如“石菊影庐”名号，就源于他的乡土情结。谭嗣同向来钟爱浏阳所盛产的菊花石，青灰如玉，雪白的花瓣状似菊花，因此得名。他将自己半生所读旧学之书、所思之感结集于“旧学四种”。其中有道家思想对他的影响、墨学中的“任侠”思想，以及他研读《庄子》排遣忧伤的诸多体会。谭嗣同将自己的诗文集寄给唐才常时，还写了一封信给他，回顾了自己以前爱好诗文、训诂、考据和甲午战争时因愤于外患而决心抛弃“旧学”，转而致力于“有用之学”的学术立场。

谭嗣同将文集交与唐才常，无异于知己托付生死。他们有着“刎颈交”，二人并称“浏阳二杰”，自然有着血肉相契的信任。此文集若所托非人会给自己带来麻烦，那些横冲直撞的文字会陷谭嗣同于险境。现实总是把人往复杂里递送，越简单越不简单。

这一年的五月底，谭嗣同与梁启超、汪康年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不缠足会，会址设在《时务报》馆。彼时，反对女子缠足不仅是时髦的理论宣传，更是一种带有革命性质的群众运动。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以此为突破口，在各地掀起倡导妇女开化、实现妇女解放的热潮。他们将口号喊得震天响，宣传男女平等，主张女子摆脱封建束缚而自立，提倡天足、放足，认为放的是文明，缠的是野蛮。

早在1887年，康有为就在他的家乡广东南海创办不缠足会，由于民众反对而失败。前年，他再次于广东成立粤中不缠足会，反对缠足的热潮也随之波及各地。在上海，梁启超已拟订《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谭嗣同作了一些修改。后来各地纷纷继设的“不缠足会”的章程，都是仿照或略加增补而成。其中要求“会友”的女儿不缠足，在社会上难以“择婚”，其他“会友”就应该破除敝俗，娶为自己儿子之妻。还规定：凡入会者，所生之女“不得缠足”；所生之子，“不得配缠足之女”。入会者所生之女，凡在八岁以下的“须一律放解”。后来，谭嗣同又参照于此，拟订《湖南不缠足会嫁娶章程》，规定入会者“虽可互通婚姻”，但必须“年辈相当，两家情愿”，不可强制为婚。又规定结婚必须“以简省为主”，女家不得向男家索取聘礼；女家嫁妆也要从简，男家不可以此而有轻视女家之意。显然，谭嗣同拟订的章程，考虑得更为周全，更切中时弊。谭嗣同发起妇女不缠足运动时，他的妻子李闰甚至带领家中的大足仆妇，走上街头现身说法，宣传不缠足的诸般好处。

毋庸讳言，这一时期对女权启蒙最有影响力的当数梁启超。他在《时务报》上发表了不少关于妇女问题的讨论，倡导女性教育。他在那篇著名的《变法通议·论女学》的文章里，大声疾呼，“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将“强国保种”的政治诉求与发展女子教育直接联系在一起。中国的知识分子终于将女学的盛衰跟国家强弱相联系，把女学看作国家兴存的一项举措，而不是一个单独的改革目标。

此前一年，梁启超辗转得知，有两位从江西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女学生，已经在世界名校密歇根大学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且获颁“头等执据”——优秀毕业证书，受到西方男士们的推崇。梁启超认为，如果她们没有到美国，未能进密歇根大学，“则至今必蚩蚩然，块块然，戢戢然，与常女无以异。乌知有学，乌知有天下”。这个消息给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带来很大的启发，也由此将开办女子学校纳入维新图强的议程。

维新派中最激进的女权思想者当数谭嗣同，他在《仁学》中，批判“三纲”是统治者镇压与愚弄人民的手段，并着重批判“夫为妻纲”造成了丈夫虐待妻子的恶果，把家庭变为囚禁妇女、对妇女施以酷刑的监狱。在他看来，男女同为天地之精英。谭嗣同鼓励妻子李闰和黄谨娱（康广仁妻）一道担任女学会倡办董事，筹划设立学堂（校名为女学会书塾）。谭嗣同不仅参加女学会的筹备活动，还以夫人李闰的名义为女学会捐款百金，每年经常费十金，名标第一。后有石印捐册寄到湖南浏阳家里来，李闰的格式为“赏花翎江苏补用知府浏阳谭嗣同之妻，诰封恭人长沙李闰捐助开办常年经费洋银壹百拾圆”。谭嗣同忧国忧民，不断寻求经世之学、救国救民之道，与李闰厮守的日子很少。即使在一起，他也不善卿卿我我，因此身为人妻的李闰也有失落。但在谭嗣同平日言论的感召下，她渐渐认可丈夫义重于私情，乃欣然以乐羊子妻自居。十多年的夫妻生活，让李闰清楚地知道，谭嗣同洁如冰雪，了无纤尘，视富贵如浮云。他东奔西走，为的只是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四亿百姓的安危。也因此，她不愿用儿女情长和家庭琐事去羁绊他。

当梁启超、谭嗣同等筹办女学堂时，李闰便心有所动。谭嗣同对于学堂应设什么课程，也作了考虑。他认为，女学的课程，除了讲授方言（外语）、算学外，还应设医学。他的主张还是从实用主义出发，他认为妇女只有解决了就业，才能在经济上独立；而经济独立，妇女才会有逐步解放的希望。待得第二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浙江人经元善在上海城南的桂墅里创办中国女学会书塾。经元善早年是一个钱庄商人，与撰写《盛世危言》的思想家、广东香山人郑观应曾结拜金兰，也算是一个改良思想激进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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