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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下旬的上海，夏日的风已有燥热之感。天色在申江上渐次暗了下来，江对岸马路上的新式路灯、殖民地风格的建筑内部客厅的枝形吊灯，次第亮了，好一派灯火楼台。姑娘们开始忙碌，她们涂红了嘴唇，描黑了眉毛，梳洗停当后，等待陌生男子的遴选。这些姑娘，大多来自苏北，或更远的内陆的村庄和集镇，离开她们的父母、丈夫或者儿子，来到这个华洋杂处的城市寻找活路。

谭嗣同喜欢上海这座城市，不是因为这里的欢场，而是因为这里是中西文化对抗与交流的旋涡地带。更何况，他对国运的担心要远大于对一座城市的迷恋。自武汉启程赴南京，前往两江总督衙门取咨文，然后抵达上海。这里既有他的朋友圈，也有康门同人。他见了他们中的一些人，与他们在一起商讨维新活动的策略问题。临行前，他专门拜访了维新人士宋恕。甲午战争后，宋恕从天津移居上海，结识康有为、梁启超、郑观应等维新人物，随即发起组织“申江雅集”，交流学术，成为上海地区维新人士核心团体。前年春天，谭嗣同离京到江宁任江苏候补知府，经过上海，与宋恕在格致书院结识，从此莫逆于心。宋恕自言论交四海，人物都是一时之选，但“待之以师友之间者，惟浏阳谭君复生，杭州孙君仲瑜（宝），瑞安陈君介石（黻宸）三人而已”。人与人之间相交相重，不在时空，在于心意相投。宋恕后来回忆说：“浏阳应召入京，来辞别，且访谋天下事。弟送之行，再三讽以时局之难，不如早归。”宋恕感到形势险恶，深为谭嗣同担心，劝其缓行，又让他早日归来。在谭嗣同看来，他此次赴京不同往日，乃奉诏而往，即使不能彻底扭转颓局，也能使维新人士的地位得到提高。

七月初，谭嗣同抵天津后稍事逗留。天津的热闹场不输于上海，灯火连宵，笙歌彻夜，但也充斥着某种不安的气息。自从去年这个时候，北京永定门外马家堡迎来第一声响亮的汽笛，古老的北京通上了火车，而铁路直达天津，200多里的路，原本要走上2~3天，如今只需要3个小时就能走完。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首任校长，英国人丁韪良曾经宽慰那位因骑驴上北京而极为郁闷的公使威妥玛：希望你一直担任女王陛下的公使，直到能乘着火车离开。此时，毛驴下岗了。遗憾的是，那个骑驴的公使早在十六年前就下岗了。

通了火车的天津，不再只是一个口岸，而是半个首都。津沪双城，是帝国改革的两个标杆。讽刺的是，英吉利四艘军舰还泊于大沽口，说是俄国不利于中国，“故为保护”。这样的话听来让人感到好笑，但更多的是无奈。英国、日本、俄国，说穿了“其所争皆在中国”。谭嗣同在天津第一次见到了福建侯官人林旭。据谭延闿回忆：七月初四，他经过天津，与林旭在酒楼上对饮畅叙。突然听到旁边有人叹息：“有君无臣，奈何！”谭延闿不由转身望去，见是老友谭嗣同，赶忙起身让座。彼时，谭嗣同与林旭互闻其名，却从未见过面。谭延闿介绍他们认识。两人一见如故，又都是致力于维新事业的年轻人，“高睨大谈，一座尽倾，明日别去”。

林旭出身贫寒，祖父中过举人，曾在安徽任县令。他父母早亡，生活是由叔叔接济。他在私塾读书时，常常出语惊人，乡人视其为“神童”。梁启超如此形容林旭：“自童龀颖绝秀出，负意气，天才特达，如竹箭标举，干云而上。冠岁乡试冠全省，读其文奥雅奇伟，莫不惊之，长老名宿皆与折节为忘年交。故所友皆一时闻人。其于诗词骈散文皆天授，文如汉、魏人，诗如宋人，波澜老成，環奥深秾，流行京师，名动一时……”沈葆桢的四子沈瑜庆非常赏识他的才华，将其女沈鹊应嫁给林旭。一个县令的孙子娶到了两江总督的孙女，林旭以婚姻的形式光耀了门楣。婚后，他跟随沈瑜庆到了南京，不久之后又前往武昌。他在沈瑜庆身边两年之后回乡应试，先是考取秀才，随后又高中举人第一名。林旭高中举人的第二年进京会试，竟然名落孙山；次年再考，又一次落第。于是，林旭干脆留在京城，捐了一个内阁候补中书。他发起并动员寓京的福建籍维新人士，成立闽学会，与粤、蜀、浙、陕等学会互通声息，传播西学。康有为在京组织保国会，他为该会奔走最为得力。

谭嗣同与林旭别过，第二天便抵达北京，寓居浏阳会馆等待引见。此时的北京城，正经受着一年中最火辣的阳光炙烤，空气中散发着便秘般的干燥气息。在此期间，他经常到南海会馆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频繁会面，磋商变法事宜，并听康有为讲授《春秋公羊学》。在康有为的身边，时刻围绕着一批维新人士，他们大多是和谭嗣同一样充满任侠之气，又怀着各种各样梦想的年轻人。据康有为的厨子对人说，当时出入南海会馆的有宋伯鲁、杨深秀、谭嗣同和林旭等人，他们晚上聚，天亮时就各自散去。而浏阳会馆此时也变得热闹起来，门前车水马龙，登门拜访者络绎不绝，其中不乏京师官员与名流。根据会馆门簿记录，前来拜访者除各地维新人士外，还有沈曾植、张孝谦、容闳、杨锐等人。他们的脸上流露出按捺不住的兴奋，恨不得张口就吐出巨大的光芒。面对京师出现的新气象，谭嗣同感到无比振奋，一扫之前的压抑与沉闷。他有着急切的政治情绪，他在家信中兴奋地写道：“本月初五到京，事之忙迫，殆不胜述。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我因此益加奋勉，不欲自暇自逸。”谭嗣同对此次北京之行，抱有巨大的热忱和盲目的乐观。他觉得奔忙了那么多年，离自己心目中的那个目标越来越近。

此时，变法维新已处于十字路口，是冲破阻力还是退缩不前？光绪帝毅然选择了前者。攻克了八股这个顽固的“堡垒”，变法的另一项重大成果，便是批准并筹办京师大学堂。早在两年前，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请立大学堂于京师，而草拟奏折的人便是梁启超。总理衙门上折回禀：“京师大学堂系为扩充官书局起见，应请旨饬下管理书局大臣察度情形，妥筹办理。”接到这份奏折后，光绪帝命自己的老师拿出意见。于是，孙家鼐随后上《议复京师大学堂折》。虽然他在奏折中提出了开办京师大学堂的六条设想，但他认为京师大学堂宜缓不宜急。戊戌年三月，光绪帝接到康有为所奏《上清帝第六书》，其中也有恳请设立京师大学堂的内容：“自京师设立大学，各省立高等中学，府、县立中、小学及专门学。”开办京师大学堂在当时还是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但总理衙门迟迟没有动静。直到六月，光绪帝再次想起设立京师大学堂的事情。并在他颁布的“明定国是”诏中特别指出，京师大学堂“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由于翁同遭到罢黜，开办京师大学堂又被搁置下来。直到光绪帝大发雷霆，要求“迅速复奏，毋再迟延”，若再像前几次那样拖着不办，定严惩不贷。面对这样一个新鲜事物，衙门里的大臣无从下手。最后起草《大学堂章程》的任务落到了梁启超的头上。梁启超是年轻的，也是张扬的，自然按照自己的设想去起草。但是梁启超并没有得到重用，光绪帝仅仅赐他六品顶戴。时任礼部主事王照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传说梁启超不会说北京话，召对时彼此不能达意，所以才没有重用他。孙家鼐爱惜梁启超，托人邀请他至大学堂充任编纂员，梁启超不得已前去就任，每日上班，勤于政务。对于梁启超受到的待遇，康有为感到怏怏不乐。

光绪帝下发谕旨，颁布《大学堂章程》，同时派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孙家鼐，安徽寿州（治今安徽寿县）人，咸丰九年（1859）状元，与翁同同为光绪帝师。《清史稿》评价他：“简约敛退，生平无疾言遽色。”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内敛平和之人。他曾经支持康有为筹办强学会，后来随着康有为的政治活动不断扩大，对其态度也急转直下。尤其是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刊行后，孙家鼐称其“才华甚富，学术不端”。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作为管学大臣，孙家鼐提出了“分科立学，不分畛域，主善为师”的思想，此后又提出“学问乃天下万世之公理，必不可以一家之学而范围天下”。面对孙家鼐的种种举措，康有为并不认同。尤其是他认为孙家鼐拒绝康门成员进入大学堂任职。康有为代宋伯鲁拟写一道奏折，恳请将大学堂任职官员撤去其他差使，以便做到专职专任。他还敲打了一番孙家鼐：孙家鼐筹办大学堂，应该邀请有才能的人。如果仍按照老办法办理，徇顾私情，用自己的人，那是会让人笑话的。孙家鼐的确是绵里带刚，他提出让康有为前往上海督办《时务报》，借以将其赶出北京城。光绪帝还真就听了老师的，派遣康有为前往上海督办该报，康有为当然不想离开京城，他以“为皇上编书，编书未毕”为理由继续留在北京。

废除八股、设立学堂等主张被采纳。光绪帝又连续颁发谕旨，语重心长地告诫臣子“务当洗心革面”，“力矫疲玩积习”。从六月开始，皇上下达的变革令如雪片一样覆盖了整个帝国，令所有衙门陷入手忙脚乱之中。各项维新措施陆续颁布，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诸如在教育方面，宣布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书院为新式学校，创办京师大学堂；奖励游学，设立各种专科学校，以振兴实学。在官制方面，撤销重叠多余之机构，裁汰冗官。在文化方面，成立译书局，广译外洋书籍。在经济方面，设立矿务铁路总局和农工商总局，振兴商务，建造铁路，讲求工艺，设厂制造。在军事方面，命各省陆军改用洋枪洋操，用西法练兵；整顿水师，筹款建造兵轮，添设海军；等等。这些政治变革令多达九十多项，包括：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同时裁去广东、湖北、云南三省巡抚，巡抚事归同城之总督监管，河东河道总管裁并河南巡抚监管；此外，还涉及地方冗官的裁减问题。这些断然的举措，意味着大批的帝国官员在一夜之间无处安放，对他们的去向，未作任何安排；尤其是废除八股文，更让那些读书人无所适从，他们自幼苦心孤诣积累起来的知识系统突然之间变得百无一用，于是士林沸腾。

伴随着这些折子，大批官员纷纷拥向颐和园，请求慈禧太后为他们做主。内阁大学士徐桐伏地痛哭，说，要裁就先把他裁了。人事变动，尤其是这种异常的变动，提供的可操作的政治空间，让人难以想象。尤其罢免礼部六官带来的反弹效应更是惊人。从时任礼部尚书、内务府大臣怀塔布的角度来看，他满腔委屈无处诉。《清代通史》记：“怀塔布之妻素侍太后宴游，乃哭诉于慈禧，谓且尽除满人，后因不善帝之所为，久有废立意。”当然，被撸了官职的怀塔布也没闲着，他赶赴天津寻求荣禄的帮助。据载，七月二十二日，天津有人见自京乘火车来督署者数人，势甚耀赫，仆从雄丽，有言内中即有怀公塔布、立公山也。梁启超政变后也称，礼部六堂官被罢黜后，“怀塔布、立山等，率内务府人员数十人环跪于西后前，痛哭而诉皇上之无道，又相率往天津就谋于荣禄”。这当然是受委屈者的自然举动。但是，这样的变故对御史杨崇伊而言，则是难得的机会。

天快亮时下了一场秋雨，杨崇伊被潇潇的雨声惊醒了。他简单用完早膳，就匆匆上路了。这是他第一次坐火车，从永定门外马家堡出发，铁路直达天津。他要去见的人，不是别人，也是荣禄。身为御史，杨崇伊是个善于观测风向的人，早在甲午战后慈禧整肃清议的活动中，他就几次冲锋陷阵，非常能迎合慈禧的心理。有资料称，训政原本就是慈禧的想法，只是授意杨崇伊在外操作而已。杨崇伊的儿子娶了李鸿章的孙女（李经方之女），所以杨李是故交。但在这件事上，盛宣怀档案中的《虎坊摭闻》称：“闻杨崇伊纠众奏请太后亲政，以疏示李鸿章，李不肯签名。杨遂赴津，谋于荣禄。此亦七月事。”从种种迹象看，太后训政是庆王与在天津的荣禄密谋后促成的。在慈禧心目中，值得信任，并且地位崇隆的王公权贵，非此二人莫属。

两个月前，荣禄在穿越了无边的风霜之后抵达北京，出现在慈禧的面前。自从他辞官退隐，后被重新任命为西安将军，远离京城，偏居边塞以后，很久没有出现在京城，更不会出现在紫禁城。除了练兵，甲午战后荣禄倾注精力的另一桩大事是慈禧在菩陀峪的陵寝修复工程，这是极讨慈禧欢心的事情。荣禄能够得到军机大臣、直隶总督的任命，显然得益于此。最近几日，天津的官场煞是热闹。政局变幻莫测，朝云暮雨，人心不定。新旧两党，互争朝局，激烈较量。于是乎，朝堂成了口角之地，朝堂外成了决定胜负的关键。《清代通史》记录当时：当皇上知改革也，满洲大臣及内务府诸人，多跪请于西后，乞其禁止皇上，西后笑而不言。有涕泣固请者，西笑且骂曰：“汝管此闲事何为乎？岂我之见犹不及耶？”经过前期的试探，形势虽不明朗，但对阵双方都心知肚明，离最后的摊牌已经不远了。七月二十日，光绪帝在紫禁城的乾清宫召见了谭嗣同和郑孝胥。根据《郑孝胥日记》，可以看到召见时的情景：行礼如仪后，郑孝胥看见光绪帝的脸上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郁悒之色。皇帝向他垂询的问题不少，召见的时间约两刻钟之久。他回答了皇帝质询，又将未尽之言写在奏帖上呈了上去。这才见到光绪帝脸上的忧郁渐渐散去，拨云见日。光绪帝看上去非常瘦弱，郑孝胥不由为他的健康担忧。在奏对时，他说话的声音响亮，皇帝不以为意，谦虚且低调。呈递奏帖时，还没有递到御案上，光绪帝就伸手接了过去，粗略披览，即欠身曰：“可留览之。”

据梁启超说，谭嗣同因外界传言，曾当面询问光绪皇帝病情如何。光绪帝说：“朕从未曾生病，你何出此言？”谭嗣同吓得赶紧取下头上顶戴，向皇上谢罪。关于此次召见，坊间说法不一。据当时的《知新报》报道：“嗣同既得见上，慷慨论列当年之利弊，上大悦。”又如《天南新报》所录光绪帝给谭嗣同的口谕：

我为二十三年罪人，徒苦我民耳，我何尝不想百姓富强，难道必要骂我为昏君耶？特无如太后不要变政，又满洲诸大臣总说要守祖宗之成法，我实无如之何耳……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也。

据说光绪帝当时还询问谭嗣同：“草野中有没有可用之才？”

谭嗣同奏曰：“湖南拔贡唐才常、沈毅有识，无论是中外学问经济，无不知晓，畀以封圻，不难胜任。他们与臣既是同乡，又是同学，故知之甚深。”光绪帝点头，表示已记下。

谭嗣同就在这天与杨锐、刘光第、林旭一起被光绪皇帝任命为四品军机章京，参与新政。按说，军机章京归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军机大臣直接领导。但是，新任命的四位章京却有些特殊，他们直接对皇帝负责，职责是专门阅看司员士民的上书，并由他们对这些条陈添加“签语”，再奏明皇帝，形成旨意。说白了，他们就是皇帝的秘书班子。第二天，光绪帝又对四位新任军机章京下达特谕：“尔等当思现在时势艰危，凡有所见，及应行开办等事，即行据实条例，由军机大臣呈递，俟朕裁夺，万不准稍有顾忌欺饰。”光绪帝对他们寄予厚望。他们四人分值两班，杨锐、林旭一班，双日入值，刘光第、谭嗣同一班，单日入值。值班期间，如有司员士民上书，先由他们签拟，类似于传统内阁的“票拟”，即在这些事务条陈上签拟意见，方便皇帝阅看。但他们的实际权力却要大于军机大臣，因为军机大臣只是奉旨票拟，是先有旨意后有谕旨，而新晋四章京却是先有意见，然后奏明，形成旨意。至此，一个辅佐新政的最高参谋班子建立起来了。

军机处是清朝设立辅佐皇帝的重要政务机构。其职权为每日觐见皇帝，商承处理军国大事，用面奉谕旨的名义对各部门、各地方发布指示，地位和作用类似于明朝的内阁。当时军机大臣六人，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中选拔入值，领班军机大臣由满族亲贵担任。其僚属称军机章京，即小军机，从京内各部院司员中选择，经过考试后依次递补使用。军机章京执掌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分为满、汉四班。谭嗣同等人原为候补官员，出任军机章京属于破格提拔。如此一来，政局面临着新的洗牌，最紧张的莫过于那些守旧大臣。其时的朝中格局，就像天空中的云，变幻莫测：天上云气一片片抱团，只见南边飞来一团云，硬要挤到两团云的中间，于是原来的云便被压将下去，并将另一团云挤得越来越紧，越紧越不能相让，情状颇为诡谲。

军机章京值庐在紫禁城内隆宗门南侧，称南屋（与军机大臣办事的北屋相对）。新任章京从七月二十日开始在军机处入值，杨、林于当日值班，谭、刘则于次日就值，随后依次轮流。新任四章京虽为皇帝信任，却不为军机处同僚接受，关系十分紧张。据时人记载：皇帝传见章京，必须先过军机大臣这一关。传唤者要先到军机大臣私邸谒见，经军机大臣同意，才可以前往听差。谭嗣同等人以为出自皇上旨意，第二天即到军机处供职，军机大臣及汉章京领班都在内廷召见他们，其他人以次分座。章京办公地只有一间屋子，所谓南屋者，空间极为狭窄，也没有几张办公用的堂案。满汉分列，谭嗣同、林旭依例坐于汉大臣区，结果被赶了出去：“我辈系办旧政者，请他们离开。”他们又坐于满大臣区，同样遭到驱逐：“我辈满股，若何为掺杂？”谭、林愤而离开。军机大臣从中调停，将他们的堂案摆放于屋子的中间，满汉官员群起而愤之。

但是，似乎也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改变这种对立的局面。既而谭、林等人每次召对后，但凡涉及新政之事，每令拟旨，军机大臣不知情，谭、林等人亦不告知。四位新任军机章京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从事着维新之事。在这场权力血拼中，这种明里较劲、暗里使绊的做法不足为虑。只要皇帝信任他们，国事就大有可为。眼前情势如此，外间风大且阻，他们只有奔跑起来。于是，在退朝以后、在办公归来，在南海会馆、在浏阳会馆，就多了维新人士聚会的足迹。

七月二十七日，光绪皇帝命谭嗣同代拟上谕。据梁启超讲：“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君拟旨，先遣内侍持历朝圣训授君，传上言康熙、乾隆、咸丰三朝有开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谕中。”光绪帝准备于二十八日亲往颐和园请命慈禧太后。何谓懋勤殿，“懋勤”二字取自“懋学勤政”之意，用于收藏图史文书。清沿袭明制，凡图书翰墨仍藏于其中。谭嗣同退朝，与同行之人说起此事，不由喟叹：“我今日才知皇上真的无权啊！”待到第二天，朝堂上下人人皆知懋勤殿之事，以为今日谕旨将下却迟迟未下，于是更加坐实太后与光绪帝互不相容的传言。

此说法出自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康有为在其年谱中也有说到。不过，后来许多学者考证，光绪皇帝自七月二十日召见谭嗣同之后，一直没有再召见他。因此，谭嗣同替皇帝拟旨这件事就变得扑朔迷离。不过，光绪帝这天的确发布了一道谕旨，而且要求各省督抚将这道谕旨悬于衙门大堂让能看到的人都能看见，并且知晓内容。上谕写道：“今将变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朕不胜厚望。”上谕命令各省督抚将维新以来所有新政谕旨，迅速照录，并命各省州县教官开堂宣讲，务令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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