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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三日，康有为要做的事真的不少。

前一天，光绪帝颁发谕旨，催促他迅速前往上海，不要再拖延观望，并且赐康有为密诏，也由杨锐带出，嘱咐他“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但根据今人研究，与康有为有关的两份密诏都是他事后伪造的，可以确认的只有光绪帝赐给杨锐的那份密诏。这天晚上，康有为在日记里写道：“是夜，未见旨，饮宋芝栋家。李园尚书、徐子静侍郎在我左右，唱昆曲极乐……”按康有为的说法，他是散席后回到家中，才看到当日明发的敦促他即刻出京的上谕。林旭到访未遇，留下话让他明早不要出门。这天一大早，林旭便将光绪帝给杨锐的那道“朕位且不能保”的密诏，带到康有为住处南海会馆。在这份诏书中，光绪帝将话挑明：近来揣摩皇太后的意思，不愿意将法尽变，也不希望将老臣都赶走，完全起用新人。礼部六堂官被罢免，皇太后也认为他做得太过了。如果自己不顾一切“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于是他发出求助，你们几个人，有没有什么良策，既可以助我变法，又可以将老谬昏庸之臣尽行罢黜，让通达英勇的维新人士能够参政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让太后满意。

光绪帝在诏书里流露出的晦暗之意，让康有为如遭雷击，跪地痛哭。谭嗣同恰好也在，见到这份诏书，再回想起那日见到光绪帝的情景，心痛难抑，不由泪如雨下。他们要救皇上，就算献上他们这颗想入非非的头颅也在所不惜。皇上本来是他们的护身符，如今看来，光绪帝完全寄希望于他们。他们能想出什么法子，既无兵，又无权，空有幻想。随即，康有为把梁启超、徐致靖、徐仁镜、康广仁等人召来，一直在袁世凯处襄办军务的徐世昌也来了。

当晚，康有为与杨深秀、宋伯鲁、李岳瑞、王照等人相见，商议两件大事：其一保举李提摩太、伊藤博文为顾问，参与清朝中枢政治；其二设计调袁世凯的小站新军入京勤王。只要袁世凯能够“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这盘死棋才有走活的可能。康有为等人突然变得紧张起来，他们似乎听到了慈禧及旧党即将动手的风声。其实早在六月间，慈禧提出秋天到天津去阅兵。康有为便擅自揣测，慈禧要借着“兵变”来废黜皇帝。从那时起，他便动了“武力废后”的念头。康有为曾策动王照前往天津游说驻守芦台的淮军将领聂士成未能成行，又建议皇帝重用正在小站训练新军的袁世凯。

除了袁世凯，康有为还想不到更合适的人选。袁世凯头脑并不守旧，办强学会时他就赞助过。皇上前天、昨天已经召见两次，已表示重用他。如果他能够深明大义，事情还有转机。这一劝说，风险虽大，但值得冒险。康有为也不是不知道袁世凯与荣禄的关系，可当光绪帝的处境越来越危险时，康有为认为“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但又担心袁世凯为荣禄所用。于是，康有为派亲信弟子徐仁禄到小站探察虚实。徐仁禄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袁世凯手下陆军将领徐世昌的侄孙。在徐仁禄面前，袁世凯极力奉承维新人士，尤其是康有为。

徐仁禄用话激他：“康有为等屡次向皇上举荐你，皇上说：‘荣禄讲过，袁世凯跋扈，不可大用。’不知你为何与荣禄不洽？”

袁世凯佯装大悟道：“昔常熟（翁同）欲增我兵，荣禄谓汉人不能任握大兵权，常熟曰：曾、左亦汉人，何尝不能任大兵？然荣禄卒不肯增也。”

康有为听到徐仁禄的报告，坚定了对袁世凯的信任。于是，他自拟折稿，请侍读学士徐致靖奏荐袁世凯。对于无兵无权的光绪帝来说，湖面上漂过来的任何一根稻草，都是救命的。更何况，这根稻草还是康有为推荐的。在这个丛林般的宫殿中，他如果再这样继续苟活下去，当这个皇帝还有什么意义？

“袁世凯，袁世凯。”他面无表情地默念道。随后，他发下上谕：“电寄荣禄，著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

风暴骤起，变局在即。这天夜里，慈禧从奏折堆里拣出一份《密保统兵大员折》。这份奏折是以礼部侍郎徐致靖的名义写的，但事后证实出自康有为的手笔。折子极力保举在天津训练新军的袁世凯。慈禧不由皱了皱眉。奏折里说袁世凯“深娴军旅”“智勇兼备”“请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练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独当一面，永镇畿疆”。也就在几个时辰前，杨崇伊的那份《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折》送到她面前，此次上奏未经奏事处。这一天军机处在给慈禧的奏片里称：“……均签拟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即此后谕旨在下发前，要经过慈禧太后，原来的事后报告制度，变成了事前请示制度。慈禧放下奏折的同时，有太监来报，皇帝在下午接见了伊藤博文。

袁世凯在接到圣旨时，内心惶惑不安。对于打过仗，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荣禄来说，他的政治嗅觉何等灵敏。风雷暗火，面对这样一道赤裸裸的明发上谕，他从中嗅出危险的气息。据说荣禄在袁世凯被召进京封为侍郎后十分紧张，他随即对外谎称英俄在海参崴开战，大沽口外，战舰云集。以此为借口，他先后将聂士成军调到天津，将董福祥军调到长辛店，以防不测。

袁世凯坐在天津开往北京的火车上，望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河流、村庄与树木，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时候出现在历史舞台的高光地带意味着什么。为了解闷，他在车上又读了一遍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这本数度引起政坛和学术界争议的书他已翻过好几遍，车上无聊，正好解闷。三个小时后，袁世凯到达了北京。这位年轻的军人，不过四十岁的直隶按察使，他手下的新军，与张之洞训练的南方新军，在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后，成为帝国最重要的武装力量。在袁世凯训练新军之前，帝国的陆军几乎是一盘散沙。袁世凯为他的新军制定了《斩律十八条》，军纪严明，他自己和普通士兵一样，穿军服、扎皮带、穿马靴、挂佩刀，站在操练场上，目光炯炯，声音洪亮。有一次降了一场暴雨，在操场上扬起一片白烟，阵营顿时乱了。但袁世凯依然站在阅兵台上，纹丝不动，他没有说一句话，士兵们的队列就恢复了整齐，杀声阵阵，穿透雨幕，在操场上回荡。袁世凯之所以被光绪帝选中，完全是康有为的举荐。当初强学会筹组时，袁世凯联系募捐，又主张“淘汰旧军，采用西法练兵”，脑子里装满维新思想。此次进京，袁世凯心情颇为复杂，既有对自己前途的美好想象，又有对未知风险的忧虑不安。

八月二日天还未亮，光绪帝就在颐和园玉澜堂召见了袁世凯。所有的官员、太监都已退去，大殿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光绪帝暗示袁世凯，以后不必受荣禄节制，并破格提拔他为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宜。据说袁世凯从玉澜堂出来的时候，神情恍惚，官升二品的喜悦，被一丝恐惧瞬间覆盖。他已经感觉到，自己被推上了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即使退出，也没有机会了。

袁世凯随即给湖北的张之洞发了一封电报，力求张之洞北上主持新政，将他焦虑不安的心境暴露无遗。而张之洞的回电短短数行：“才举不胜，性情不宜，精神不支，万万不可！”望着张之洞的回电，袁世凯不由慨叹，他正在滑向一个深不可测的政治陷阱。他看着陷阱，陷阱也在看着他。在其后的两天时间里，袁世凯一刻也没有闲着，他先后到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刚毅、裕禄、王文韶、李鸿章等旧臣处周旋示好。置身于京城，扑朔迷离的政治气氛让他不知所措。

且说这天晚上，康有为、梁启超正在南海会馆晚餐，忽闻上谕，袁世凯擢升候补侍郎。康有为不禁拍案叫好：“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计，尤觉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矣。”甲午战争后，袁世凯有段时间与康有为交往密切。康有为第四次上书时，都察院、工部不予代递，袁世凯主动找到康有为，答应请自己的亲朋故旧帮助康有为代递。康有为等人组织强学会时，袁世凯积极参加，捐银五百两，成为强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后来袁世凯奉命到天津小站练兵，康有为等人还为其饯行。眼下，袁世凯又得到光绪帝的重用，必然会知恩图报。而这必然会增加康有为对袁世凯的某种幻想，也因此更坚定了“请袁勤王”的想法。

光绪乙未年进士胡思敬在他所著的《戊戌履霜录》中说得绘声绘色：谭嗣同“引有为入卧室，取盘灰作书，密谋招袁世凯入党，用所部新建军，围颐和园，以兵劫太后，遂锢之。有为执嗣同手，瞪视良久曰：‘母后固若是，其可劫耶？’嗣同曰：‘此兵谏也。事成请自拘于司败，古人有行之者矣。’次日，以告梁启超、林旭，启超称善，旭言世凯巧诈多智谋，恐事成难制，请招董福祥，嗣同不可”。此说虽不确证，但也合乎谭嗣同的性格。一个无路可走的勇士，从来不缺乏孤注一掷的勇气。

八月三日（9月18日）下午，康有为秘密前往日本公使馆拜见了伊藤博文。康有为希望借助伊藤博文的威望和其身后日本的力量，取得对守旧派斗争的胜利。在交谈中，康有为向伊藤博文表述了全面变法的主张，抨击慈禧太后专权，任用毫无见识之人。他恳请伊藤博文拜谒太后时，能够劝说她支持光绪帝变法。伊藤博文此次行程中并无觐见慈禧太后的安排，自然无法劝说。康有为此次拜会不仅没有打动伊藤博文，还给对方留下了不佳的印象。1898年年底，回到日本的伊藤博文在一次宴会上发表演讲，在谈到戊戌变法时如此说道：“我观察康有为等人的所作所为，认为其举措是失当的，预料他们的事业难以成功。……任何事物来得急，去得也就快，这是自然之理。中国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物制度、士风民俗，如果进行社会变革，哪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必须等到有杰出才能的皇帝出现了，而辅佐他的大臣也具有超卓的才识，然后才能完成变革大业。”

伊藤博文和李提摩太相继来到北京，引起各方揣测。在此当口，康有为及其维新人士再次上奏请开“懋勤殿”——主导改革的政治机构。至于谁能进入这一政治团队，鼓吹者当然希望的是康有为等维新派。伊藤博文的来访，在“懋勤殿”的操作里，有着极其精妙的政治运作空间。若有伊藤博文这样国际著名的“客卿”进入“懋勤殿”这一政治机构，那么，从理论上讲，慈禧操纵光绪，这一有违国际政治通行规则的中国式政治模式，将难以进行下去，甚至有中止的可能。“懋勤殿”里的中国改革家，诸如康有为等人，也将因此获授大权。用“客卿”而获实权，这是这场政治游戏里最吸引维新人士的想象所在。

彼时，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矛盾骤然尖锐。母子围绕着康有为等问题进行了激烈交锋，光绪帝做出妥协，下明诏严令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办官报。光绪帝想在改革图强和让太后满意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他认为康有为在京城过于高调，想让他离京城远些，免得他又“作狮子吼”来激怒老佛爷。慈禧太后则从光绪帝手里收回变法等重大问题事权，变法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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