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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天，京城赶考的举子们颇不安宁。紫禁城里收到风声，举子们经常出入宣武门外达智胡同的松筠庵。松筠庵，那里曾是明朝嘉靖年间因弹劾奸臣严嵩而被迫害的忠臣杨继盛的宅邸，后来成为士大夫雅集聚会的重要场所。

早在几天前，举子们就约在这里。读书人扎堆，就算没有到场，也能估摸出他们说些什么。忠臣的府邸，自然要做忠臣的事。不过在零碎的记录里，一切显得形迹可疑。数千名举子投身于京城的大小客栈中，如星子散落银河。就在他们抱着书本如抱佛脚之时，噩耗传来，《马关条约》要盖上玉玺了。就在他们无所适从之际，一份请愿书在他们中间悄然流传。请愿书的始作俑者是广东南海县人——康有为。让我们将时代的聚光灯投向这个南方人，因为他是主角，是推动叙事发展的主角。

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1858年生于广东南海的一个士人家庭。康有为少有奇志，仰慕圣贤之学，开口即圣人，闭口即圣人，乡人索性称其为“圣人为”。十九岁乡试不中，追随其祖父的好友朱次琦学习。他一年一台阶，一年一飞跃。第一年，他“乃知著书之不难，古人去我不远”；第三年，他开始评说古人，指点古代名家的毛病，“谓昌黎（韩愈）道术浅薄，以至宋、明、国朝文学大家巨名，探其实际，皆空疏无物”。

二十二岁这年是康有为一生重要的年份，他在家乡结识了来自北京的翰林院编修张鼎华。在与张鼎华的交往中，他与遥远的北京城拉近了距离。那些居庙堂之高的大人物似乎触手可及，京城风物掌故，也不再是陌生事。这一年，康有为离开家乡去了一次香港，开了眼界，见了世面，“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

二十五岁那年，康有为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远游，他去了北京，然后一路南下，又到了上海。当他再次回到广东南海的时候，一待就是五年，时而居城，时而回乡。在这五年时间里，康有为读了大量书籍，并将平生所学融会贯通，形成了一套思想体系。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写道：“一番修炼，老师的内心充满使命感，像是从佛祖那里得到了出世的旨意，要像圣人一样浩然而出，他纵横四顾，有澄清天下之志。”学生捧老师，自然是宁愿过头，也不愿差之毫厘。不过，即使梁启超不捧，他的老师也自认文人翘楚、思想巨擘、古今圣贤。康有为曾自言：“童子狂妄，于时动希古人，某事辄自以为南轩，某文辄自以为东坡，某念辄自以为六祖、丘长春矣。”我的天，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只有十二岁。一个十二岁孩子，自认不输于苏东坡，不输于慧能，不输于丘处机，真让我感到震惊。昨天翻解玺璋先生的《梁启超传》，我颇为认同他的观点：“康有为是个耽于甚至沉迷于幻想的人；他又是个志向远大，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人；他还是个执着理想，即使失败也不动摇的人；他更是个心高气傲，唯我独尊的人。”戊戌政变后，陪康有为从上海逃往香港的英国人戈颁，也说他：“真是个可怜人，一个狂热的人和空想家。”不是康有为狂热，而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病就是狂热。就像我们小时候在火里烤红薯，外面火烧得旺，可烤了半天，红薯的内核还是温凉的。康有为的出现，就像是一团火蹿进了冷灶里。到底是火燃起冷灶，还是冷灶扑灭了火，不到最后难以明晓。但此时，这场国难给了康有为脱颖而出的机会。

对于上书，康有为并不陌生。选择联名上书，是他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选择。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再次北上参加直隶乡试。在京期间，他广为结交开明学生和士绅，深入了解朝廷动向。他希望通过向朝中权要上书的途径，阐明自己的救国主张，以期引起帝国高层对自己的关注。他先后上书户部尚书翁同、工部尚书潘祖荫和礼部尚书徐桐等颇有声望的官员。此次上书被康有为和他弟子视为“上清帝第一书”。

康有为先是向军机大臣潘祖荫致书求见。潘祖荫还是接见了这个以晚辈自居的书生。不料初次见面，对方便大谈改革变法，着实将心性保守的潘祖荫吓了一大跳，眼前这个其貌不扬，甚至长得略显老旧的中年人，用一口带有广东口音的官话说着变法之事，就像广东人喝着下午茶，在那里慢慢享受。潘祖荫听了不到半个时辰就听不下去了，他必须打断，不，他要掐灭对方的念头，如同掐灭一簇火苗。他以长辈的身份教训康有为要熟读大清律例，不可轻言变法。康有为失望之余，又向同治帝师、礼部尚书徐桐写了一封长信。对方本就是固执的守旧人物，他拒绝接见康有为。

康有为仍不罢休，又写信求见翁同。翁同在当天的日记中简单地记道：“南海布衣康祖诒（康有为）上书于我，意欲一见，拒之。”其他人也同样退回了康有为的条陈。康有为心心念念的变法，像是一簇火苗在冷却的灶膛里四处乱窜，见缝隙就钻。眼见一条条路被堵死，他又找到了国子监祭酒盛昱等人，希望转呈他的万言书。但是国子监是翁同分管机构，这份万言书就这样落到翁同手中。翁同在日记中又记他一笔：“盛伯羲（盛昱）以康祖诒封事一件来，欲成均（国子监）代递，然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决计复谢（拒绝）之。”

作为一个生员，身在京城，虽有凌云之志，怎奈体制壁垒森严，当时也不具有进行大变革的环境。翁同未将康有为的上书交给光绪帝，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同乡京官无结，未递”。也就是说，康有为没有同乡京官为本省人士出具的身世证明或担保。他只是个布衣或荫监生（靠祖辈功名得到的监生资格），按照清政府的规定，他还没有资格直接上书皇帝。不能直接，那就间接，办法总比困难多。既然国子监这条道走不通，盛昱又带着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一书》去见都御史祁世长。祁世长颇为赏识康有为的忠义之心，便答应代为呈递，并约好在都察院见面，御史屠梅君专门派人在那里等候他。约定之日，康有为整好衣冠刚要出门赴约。仆人突然来告，菜市口杀人，车不能行。因康有为居住的米市胡同南海馆紧挨着菜市口，行刑之地杀人也是常有之事。他虽心有所动，但还是出门而去。就在这时，屠御史遣人来告，祁公（祁世长）车中患鼻血，眩晕而归，需要改期。

天不遂人愿，祁世长久病不愈。到了第二年正月，御史屠梅君又因“言事”被革职。彼时，恰逢光绪皇帝“归政大婚，典礼重叠”，康有为上书之事便就此耽搁下来。直到这一年夏秋之际，他离开北京，第一次上书都没有获得成功，但其勇气和胆识却在年轻士子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成了广州城里的“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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