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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在京城的活动，没有取得成效，怏怏离京返还广东。这一年，他结识了从四川来到广州的经学大师廖平。廖平接续龚自珍、魏源的学业，治的是今文经学。由此引出一段笔墨公案。廖平及其门人、子嗣、后学不断增饰，逐渐变成“事实”，并衍出康有为“剽窃”说和廖平“影响”康有为说。从此，康有为以今文经学中的通三经、张三世为基础，演绎出自己的一套维新理论。彼时，他已经准备将改良主义思想同儒家今文学说结合起来，用改良主义的观点对儒家学说重新解释。

康有为在长兴讲学期间，无意间拜读了廖平的《今古学考》，很快便写出那部影响巨大的《新学伪经考》。东汉以来的经学，多出自刘歆伪造。刘歆是西汉学者刘向之子。刘歆为了让世人相信他所伪造的古文经书的真实性，谎称秦始皇将所有经书都烧了，而他所编的经书，是西汉末年孔子后裔孔安国等诸人捐献出来的。这些经书都用蝌蚪文，而不是用秦汉通行的篆书，所以称之为古文。而自汉初以来所传承的，并由汉武帝、汉宣帝立为官学，置博士教授，借用篆书行文，称之为“今文”。西汉末年，王莽篡汉，进行托古改制，刘歆则挟王莽之力，排斥今文，确立了古文独尊的地位。由于王莽所建王朝号为“新”，所以，经古文学也称“新学”。

王莽倒台后，汉光武帝刘秀反而废除了古文，专用今文。直到东汉中晚期，古文经学再次昌盛起来，今文经学渐渐衰落，传下来的只有今文大家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诂》。南北朝以降，经唐宋元明而至清，都是古文经学的天下。清代乾嘉以来，讲究训诂考据，流行的是古籍整理和语言的研究，分为起源于吴中（江苏苏州）惠周惕而成于惠栋的“吴派”和起源于江永而成于皖南戴震的“皖派”两大派。打破这种局面的是清代学者庄存与，其后刘逢禄继承了他的事业，而龚自珍的出场则将今文经学与现实社会政治联系起来，所以梁启超才会有“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有功焉”的言论。

清代今文经学运动的复兴，康有为并不是开风气之先的那个人，他只是集大成者。康有为将今文经学推向极端，为自己所推行的政治变革张目。梁启超更是将康有为的学说视作横扫思想界的一场飓风，也昭示着一个思想解放时代的到来。而接下来的《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梁启超更是将其比作“火山大喷发”和“大地震”。虽然有学生拍老师马屁的嫌疑，但置于当时的思潮背景下，倒也不算过分。康有为认为孔子的“托古”，是为了“改制”。作六经，是为了“拨乱世致太平”，是要“以春秋继周，改周之制”。孔子创立“三统”“三世”诸义，处于乱世，向往太平。根据儒家今文学说，有乱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乱世之后进以升平，升平之后进以太平，愈改而愈进也。如此以来，孔子不是述而不作，而是作六经以言改制。经书经过孔子之手，就有了改制的微言大义，就有了“拨乱救民”“行权救患”的圣人之道。康有为塑造的孔子，是变法维新的祖师，他要让大清国的执政者和天下的读书人相信，变法维新就是遵循孔子的圣人之道，是维护祖宗之法。他为此描绘了一个“乱世”“升平（小康）”“太平（大同）”的三世图景，说明人类的变化，必须通过改制变法，才能实现“大同”。实现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他所向往的渐入“大同之域”。康有为是一个精明且懂得算计的政客，他将所需要的措施，披上了孔圣人的外衣，把述而不作变为“托古改制”，谓“大同”学说是“孔子旧方”，只是经过他的“窃用发明，公诸天下”。这种惊世骇俗的说法，若是投放于中国学界和政界，无异于给一潭死水投入一颗重磅炸弹。而此时，《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尚处于编撰阶段，只是以手抄本在民间流传。

光绪十六年（1890），梁启超在广州学海堂就读已经两年。这年秋天，他的同学陈千秋对他说：听说南海康先生上书请求变法，没有成功，已从京城回到广州，自己去拜访他几次，康的学问有很多新奇之处。陈千秋和梁启超先前都是学海堂的高才生。陈千秋曾慕名拜访过康有为，并与其坐而论道，讨论学术问题，一而再，再而三，终于为康有为所折服，竟抛弃昔日所学，投入康有为门下。他是康有为收下的第一个学生，其后，长兴里十大弟子便以他为首，他还担任了万木草堂学长。他协助康有为编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他又全然不顾地帮助康有为办理西樵乡同人团练局之事。他对康有为表示：“吾穷天人之理已至矣，已无书可读矣，惟未尝试于事，吾等日言仁，何不假同人局而试之。”但陈千秋终因操劳过度而亡，年仅二十六岁。

梁启超师事康有为，执弟子礼，陈千秋是他们的介绍人。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讲到初见康有为时的情景：“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陈千秋）联床竟夕不能寐。”第二天天刚亮，他带着难以平复的心情，又去见康有为，“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梁启超也自此舍去旧学，像陈千秋一样退出学海堂，投身于康有为门下。

梁启超并不是无知无识的少年，他十五岁中举，正是踌躇满志，渴望大展宏图的时候。而且，作为学海堂的高才生，他“季课大考，四季皆第一。自有学海堂以来，自文廷式外，卓如（梁启超）一人而已”。康有为的一席话就征服了梁启超，在此之前，梁启超的学识和思想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家乡，他的学业以八股、帖括之学为主，自然也读了一些经学方面的书籍，并从祖父和父亲那里接受了修身正心的传统教育。到广州后，眼界大开，先后拜在吕拔湖、陈梅坪门下，梁启超的学问也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诚如他所言：“十三岁始知有段王训诂之学，大好之，渐有弃帖括之志。”不到十五岁的梁启超入学海堂读书，这是广州地区一所著名的学院，乾嘉时期著名汉学家阮元于道光五年（1825）创办于广州城北之越秀山，学院以经史训诂为办学宗旨。梁启超说，来到这里，他才“舍帖括以从事于此，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

在与康有为第一次见面的这个春天，即1890年的春天，梁启超刚刚从北京返回广州。这是他第一次来北京参加会试，也是他第一次远行。虽然榜上无名，但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特别是在南归途中，他经过上海购买了一套《瀛寰志略》，他从这本书里见识到一个崭新的世界，一种富强民主的国家形态。而他所置身的这个时代，让他们这些关注国家命运的青年士子忧心不已，却又茫然无措。他隐隐觉得训诂词章与眼前的世界有着很大的隔膜，更无法提供救国救世的思想武器。他需要一种更加强有力的思想启蒙和冲击，康有为恰好在此时出现。

这真是一件奇妙之事，也让后世之人对康有为的人格魅力和学识素养产生更多想象。光绪十七年（1891），在陈千秋和梁启超等人的帮助和邀请下，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开馆办学。刚开始学生不多，梁启超和陈千秋还动员了一些亲戚朋友及学海堂的同学前来就读。两年后，讲堂迁到广州府学宫仰高祠，也正式得名“万木草堂”。

对于康有为来说，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公车上书如同1888年上书的续篇。对于康有为来说，这是他的第四次北京之行。

甲午战争爆发，国人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光绪主政的帝国，就像是缺胳膊少腿之人，走得摇摇晃晃，随时有倒下去的风险。在朝纲解纽的松散时代，“乱”与“治”的纠缠不休，俨然成为时代问题的谜面与谜底。李鸿章在条约上签字的时候，已将自己一生的赌注输得精光。消息传回国内，要求惩办李鸿章的奏折雪片似的飞向光绪和慈禧的案头。根据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的记述：“马关约至，在廷皆知事在必行，不复有言；余独以为公论不可不伸于天下，遂约戴少怀庶子鸿慈首先论之。都中多未见其约款，余录之遍示同人。”按照他的说法，由于他抄录“遍示同人”，才使更多的人看到了《马关条约》的具体条款，大家的怒火才被点燃。

揆诸档案，可以发现最早反对签约的是大批现职官员。4月14日，署台湾巡抚唐景崧即给清政府发电：“和议给予土地不可行。”16日，钦差大臣刘坤一获悉和议将成，除赔款外，还要割让辽东、台湾的消息，马上电奏反对。随后，山东巡抚李秉衡、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河南巡抚刘树堂等地方大员纷纷上奏。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超过半数以上。另据不完全统计，京官中，反对签约的宗室贵胄及二品以上京官有十余人；二品以下有奏事权的官员有五十余人次；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六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签名者达到六百多人次。各级官员反对马关议和已成滔滔之势，他们的声音先于儒生士子之声穿透紫禁城，震动皇帝和太后的耳膜。

其实所谓声音，也仅止于官员和那些动不动将家国命运荷在肩上的士子，至于引车卖浆之徒，他们只是影影绰绰从打交道的八旗子弟口中，听到些骂骂咧咧的话。京师之地，毕竟是人间乐土，主战派、保守派和激进派本来都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这下好了，李鸿章让他们放下成见，空前地团结起来。张之洞甚至主张毁约再战，请求杀李鸿章以谢天下。这场由和议条款点燃的火焰，很快从体制内延烧至体制外。四月初，身在京师的康有为获悉了《马关条约》的电报内容，并迅速做出反应。他以一昼两夜的时间撰写了后来被称为《公车上书》的《上清帝第二书》，并由其弟子梁启超、麦孟华誊抄，在各省举子间传阅。四月初六、初七两日，各省举子来到北京城南的松筠庵，商定联名上书。

四月初八（即5月2日），各省举人排着里许长的队伍，向都察院呈递。都察院借口皇帝已在和约上盖玺而拒绝接收。上书打破了清政府“士人不许干政”的禁令，提出维新改良主张。在官员们上奏的影响下，刚参加完会试，正在等待发榜消息的各地举人，也基于爱国热情，上书反对签约。按照清制，举人不能直接上奏，只能写成公呈由都察院代奏。

自4月30日起，都察院每天都代奏大批举人的上书。以康有为所称都察院拒收其上书的5月2日那天为例，就转递了湖北、江苏、河南、浙江、山东、四川等省举人的八批公呈，签名者324人。这样的转奏，直至5月8日才结束。上书总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另有公车135人次参加了京官们领衔的7件上书。档案表明，所有上书均达御前。所谓都察院拒收上书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有学者质疑，现存的关于“公车上书”的所有材料均为康有为及其弟子门生所撰，且又说法不一。在他们的书信、笔记、文稿中均未提起如此重大的事件。另外，参与此事的人数，康有为及其门生的相关说法也是大相径庭。康有为说有一千二百人外，又说有三千人。而梁启超则说一千二百人，或是说千余人。康有为在其《自编年谱》中如此记述：“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与二十八日粤楚同递，粤士八十余人，楚则全省矣。与卓如分托朝士，鼓各直省，莫不发愤，连日并递，章满察院，衣冠塞途，围其长官之车。”此后，梁启超也在《三十自述》中有着类似的记录：“乙未（1895）和议成。代表广东公车百九十人上书陈时局。继而南海先生联公车三千人，上书请变法，余亦从其后奔走焉。”

根据当代历史学者茅海建先生查阅的军机处档册记载，梁启超等广东举子八十人向都察院递交条陈，是在四月初六，同一天，还有文俊铎等湖南举人生员五十七人、谭绍棠等湖南举人二十一人，以及奉天、四川、江西等地举子向都察院递交了条陈。疑点在于康有为所说的上书时间，与档册记录的上书时间无法吻合。根据记载，广东举人还有一次联名上书，但也不是康有为所说的三月二十八日，而是四月初七。此次列名者有二百八十九人，领衔的是陈景华，梁启超列名第二百八十四位。

不管“公车上书”是康有为、梁启超的自发行为，还是更高层官员的幕后操控，或者说他们只是“帝党”和“后党”夺权的工具，由他们出面鼓动学潮，干涉政府决策，从而将宫廷内部斗争公开化、社会化，以社会舆论向李鸿章乃至整个“后党”施加压力。翻阅翁同在5月2日当天日记，这天天气晴朗。早上光绪召见军机大臣一个半小时，对于那份李鸿章即将下笔签订的《马关条约》，已“幡然有批准之谕”。君臣讨论了如果外国斡旋能否挽回局面的可能性后，军机大臣们“战栗哽咽，承旨而退”，在午前结束办公，各回自己的衙门去了。

作为一个想要有作为却无背景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的出路，唯有先通过科举改变地位和身份，然后顺着官场的阶梯慢慢地攀缘而上，直至熬到一定地位，再来实现圣人所言“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科举制度尽管为平民入仕打开了一扇门，而整个官场，却沿循着资历等级、逢迎阿谀、明哲保身等原则来消磨人的意志和锋芒，待到位极人臣，往往已经没有办事的魄力了。

这场运动的规模大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康梁二人并没有无中生有，或是置身事外，他们在这场运动中处于领头的地位，并站在了时代浪潮的潮头上。此次上书中，梁启超领衔八十名广东举人上书。梁启超此次来京，名义上是来参加会试的，实际上却另有所图。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此行本不为会试，弟颇思假此名号作汗漫游，以略求天下之人才。”也就是说，他此行是为了结识更多有才之士，壮大自己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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