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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一年（1895）5月6日，康有为策动的“公车上书”如同大河奔流，一番激荡过后，很快归于沉寂。昨日还血脉偾张的王公大臣，今日就换了笑脸，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京城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很快就将各种事件带来的影响吸进了它的庞然之躯。

漫长的夜晚，无比寂寥。帝王和他的子民并无不同，该早睡的早睡，该失眠的失眠。光绪帝睡不着的时候，会坐起来批阅奏折。终于有了独自理政的机会，他无比珍惜。那些日子，朝堂内外思潮汹涌。从年初开始，关于和约牵扯出的罪与罚就从未消停过。让康有为和梁启超感到忧愤的是，许多举子并没有在5月3日那天出现在松筠庵。这帮目光短浅之辈，只知道将目光投注于会试发榜上，似乎他们生来就是为了这一件事而活。今年毕竟是大比之年，会试是朝廷选拔人才的机会，八方士子跃跃欲试，但能不能选到人才，则又另当别论。应试士子中有没有真正的人才，还要看榜单揭晓。康有为在新科贡士名列第五。5月15日，新科贡士在保和殿参加殿试，康有为中二甲第四十六名进士。对于康有为来说，得中进士距离他的人生理想又前进了一大步。在这次考试中，皇帝提出，“时事多艰，人才孔亟，期与海内贤能，力矢自强，殚心图治，上无负慈闱之训迪，下克措四海于安”，“尔多士来自田间，夙怀忠谠，其或直言无隐，朕得亲览焉”。

康有为给出的对策是访求人才，要“不拘资格，不次擢拔”，才能真正得到为国家济世解困的豪杰之士。若因循守旧，只能得到庸才，不可得异才。这个老书生，急于要将自己推到皇权的门前。无人可助人，他只有自助，而他所能依托的无非是他的笔墨。笔墨成事，也惹事。康有为还指出统计急用，急需理财。矿产要开掘，荒地可开垦，海疆可捕鱼，机器要发动。这样财富可冠五洲。最后要实现这一切，必须变法。其实他的想法并不新鲜，且不说容闳、严复等喝过洋墨水的人，就是官场之中，张之洞之流，也已扯起洋务大旗，将地方实业搞得风生水起。随后康有为在那张《朝考卷》上写的是《变则通通则久论》，他开宗明义说“孔子改制，损益三代之法，立三正之义，明三统之道，以待后王”，借助孔子的理论权威，阐述“变”的必要性。康有为反复说明要自强，就要维新变法，就要改革旧制。在我看来，这才是康南海最后的底牌——挟古而变。

康有为除了发动“公车上书”之外，在试卷中也不放弃进言机会，乞求光绪皇帝和阅卷大臣接受“谠论（朝堂内外的正直之言）”。康有为变法的勇气和决心，终于得到了高层的回应。与此同时，康有为仕进的天窗也照进了光亮，他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京官序列中，主事属于办事官吏，正六品衔。各部人满为患，即使被授主事，康有为也无法上岗，只能等候补缺。根据《大清缙绅全书记录》，当时工部候补主事175人，康有为名列其中，若要上岗，至少需要10年时间。此时的康有为早已按捺不住内心的急迫，他要让自己的变法思想尽快得到君王的认可，并以此兑换自己的政治理想。

光绪和他身边的近臣如翁同、文廷式等人在经历甲午战败、乙未求和和公车上书等一系列变动之后，也逐渐认识到改革、变法的紧迫性。在中日交换和约的第三天，光绪皇帝发下一道谕旨，说：“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空名，勿忘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

光绪皇帝的这道朱谕在京城士大夫中流传，康梁等人一定看到了。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写道：“是时降朱谕，告廷臣，皆哀痛不得已之言。皇上之苦衷，迫逼之故，有难言之隐矣。”五月初六（5月29日），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由都察院呈给光绪帝。随着《马关条约》的签署，朝中掀起一股昌言变法的风气，很多官员纷纷上呈奏折，恳请朝廷实施变革。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提出了变法的步骤和“公车上书”的补充说明。他考虑前一次上书并未递上去，于是将前次中拒和、迁都、再战的内容删去，并增加了论述改革的内容，尤其是要革科举、兴办教育，并提议设立“议郎”。

1895年6月3日，光绪帝在养心殿书案的众多文件中发现了新科进士康有为的这封奏折。进士直接上书皇帝，不合规制，也极为罕见。光绪立刻打开来看：近者万国交通，争雄竞长，不能强则弱，不能大则小，不能存则亡，无中立之理。自大而小者，土耳其是也；自强而弱者，波斯是也；自存而亡者，印度、缅甸、安南……

一遍遍摩挲，一个字一个字揣摩。光绪皇帝忘记吃午饭，晚上又把这封奏折携带到寝宫，在灯下细细再读。康有为用他那出色的文笔，清晰扼要地介绍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介绍了俄国的彼得大帝，介绍了日本的明治天皇，介绍了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他从世界大势的角度，提出了变法的总纲领；又分十个方面，系统讲解了中国应如何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诸领域“全面更新之”，论述条理分明，措施详细周到。这封奏折，让光绪帝感觉新奇无比又茅塞顿开。这个苦命的皇帝从小生活在皇宫之中，却像是寄人篱下。他的生活完全不能自主。到他十几岁亲政时，他自始至终是一个孤家寡人，他只能示弱，没有力量，没有基础，以至于有人拿他当个笨蛋，当个巨婴，当个摆设，但就是没人拿他当个完整的皇帝。但这个受翁同、孙家鼐等儒生教育过的皇帝却有着刚强的心性，有着天下苍生担荷一身的意识。因此，一遇机会，他就争取表达自己的个性。光绪从来就不是一个忽略细节的人，但他同时明白自己不只是活在形势格禁的皇宫中。他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他，他将活在天下，活在历史里。

第二天一早，光绪帝发布命令，命军机处将此奏折抄为三份，一份存皇帝上朝时的乾清宫，一份存皇帝日常处理政务的中南海勤政殿，一份由军机处抄发各省督抚将军。康有为的奏折原件，则立刻送往颐和园，交给太后“懿览”。

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混沌不清的黎明，宫殿深处的光绪帝反复揣摩奏折中那些新鲜的名词，就像一个关在黑暗铁屋子里的人，获得了自由的曙光。一边是外侮内忧的刺激，一边是康有为等发于忠愤的激励，让光绪皇帝“毅然有改革之志”。从甲午战争到变法之间，这三年里，他恶补了西方器物制度这一课。他命人将每一种玩具，以及每一种神奇的发明和发现都带进皇宫。他买有关外国知识的每一本中文书，每天悉心研读。梁启超记述：“其年六月，翁（同）与皇上决议拟下诏敕十二道，布维新之令。”与此同时，光绪皇帝为了赢得朝中官员和士子们的支持，他罢斥了孙毓汶、徐用仪，此二人曾经是坚定的主和派。既然决定变法，就得按照“变”的思路来做事。于是，朝野上下在舆论滔滔之下，居然有了发奋自强的新气象。

随着这道折片的下发，刚刚得中进士、成为工部主事的康有为引起朝廷重要官员的注意，获得了很大的政治声誉。此时，光绪帝也产生了幻觉，虽然每日仍要前往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安，但他错误地预判了形势。甲午战争之后，慈禧太后也和他一样，陷入了日夜的焦灼之中。《翁同日记》中曾记载，甲午战争结束不久，慈禧命上书房“宜专讲西学”，专门给皇帝讲解西方国家的知识。

慈禧并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她需要改革的信心，而这种信心来自光绪皇帝的执政能力。遗憾的是，年轻的皇帝并没有让她产生信心。尤其是孙毓汶、徐用仪等官员被罢斥，惹怒了慈禧，她觉得有必要狠狠地敲打一下光绪帝。她革去了翁同毓庆宫行走的差事，不让他与光绪帝见面，而且，她还将皇帝信任的文廷式、汪鸣銮、长麟等人也一并罢官。慈禧突然发力，并不是因为康有为的上书激怒了她，而是因为光绪帝和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官员，正在一点点蚕食她的势力，这是慈禧无法容忍的。

在得知自己所写的条陈已经上呈给皇帝，康有为内心的激动可想而知。1895年的春夏之交，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来说，是一个开端，遵循着某种思想的动机。对于已经尝到上书甜头的康有为来说，他不会停止自己的探索。虽然梁启超事后说，他不太相信光绪和翁同能够成事，但对于彼时的他们来说，借助京城权贵阶层，获取更大的政治成就，是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唯一路径。西方有句名言：“只有偏执狂才能获得成功。”康有为的前半生也验证了这句话。

五月初八（6月30日），康有为又呈《上清帝第四书》。此次上书正式向光绪皇帝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但又被顽固派拒绝代呈。康有为在其《自编年谱》中说，他先交给都察院，都御史徐认为康有为已是工部主事，按例他不得收，应由其所属衙门（工部）代递。康有为又到工部递送，时任工部右侍郎李文田曾是他此次会试的副总裁，与他个人有隙，不肯画押。无奈之下，康有为又与梁启超、麦孟华联名递都察院，仍不肯收；他又找到袁世凯的军务督办处，荣禄也不收，以致第四书无法上达天听。《上清帝第四书》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第一次向皇帝正式提出开设议院的主张，尽管未能上达，却自有意义。

1895年的这个夏天，对于康有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他通过考试得来的功名，让他在人生的艰难跋涉过后，终于触摸到士人梦寐以求的朝廷名器。更让康有为兴奋的是，他的上书终于抵达这个国家最有权势之人的案头，这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声名。他并不满足于此，欲望如同这太阳烘烤下的北方大地，裂着焦灼而寂寞的伤口。他和梁启超等人在京城忙个不停，以变法为诉求，为自己寻找一方更大的舞台。士大夫通过结交权贵，然后进入京城权贵阶层，这是晚清社会的常态，也是康有为等人在短时间内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的捷径。他们将目标锁定在光绪皇帝最信任的人——翁同。在体制的内部，隐藏着一条生物链，环环相扣，而又相生相克。官场的生态平衡，就这样依靠着一种相互牵扯的力量维持着。康有为虽然没有太多体制内的经验，但这个精明的南方人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陌生。此时的他还没有嗅到风险的气息，他的眼里只有光绪帝，以为只要能够抓住这个人，他所希望得到的一切就会如愿。

在此之前，户部主事陈炽已向翁同引荐过康有为，翁同“拒未见”。康有为并不气馁，终于在7月1日这一天，叩开了皇帝的老师、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的府门。翁同在当天日记中记道：“饭后李莼客先生来长谈。此君举世目为狂生，自余观之，盖策士也。”据近代史学者孔祥吉先生等人考证，此处“李莼客”三字是翁同后来修补上去的，原来应该是“康有为”或“康祖诒”三字。

这是一场愉快的见面，康有为应该谈及了他的变法主张，而这也正是翁同感兴趣的地方。因为两人地位悬殊，他们应该不会有更深入的交流。翁同在日记里把康有为称为“先生”，认为他是个“策士”，可见对他是认可的。甲午战争带来的冲击，对翁同来说，尤为痛苦。他因支持光绪皇帝主战，却落得割地赔款的结局。他意识到“旧法实不足恃”，清帝国需要来一场变革。看上去，朝野上下或将引来一场自强奋发的改革。但随着西太后革去翁同毓庆宫行走的差事，不让他与光绪单独见面，于是，这次变法的动议也就被强行按下了暂停键，康有为等人的变革之志也就被束之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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